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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八年进行了反右派斗争，作为儿童的我，既没有看过报纸、社论，也不懂什么叫右派。唯一的知识来自于老师，他说有一伙坏人，就是右派分子，他们向党猖狂进攻，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想把人民拖进黑暗的旧社会，让人民重新做牛做马，去过悲惨的生活。有的是本身就是坏蛋，有的则是忘了本。老师特意讲了一个例子刘介梅忘本的故事，应该是当时的真人真事。
放了暑假，老师们都去反右派学习了。开学时听说有几个老师就是右派，其中还包括我们当时的班主任。
父亲在五六年公私合营后，一直是中心商店当营业员。五八年反右时，开始还当了积极分子。后来在仙桃学习了一段时间，回来也没说什么。有一天在吃饭时，我向父亲说我们的老师谁谁谁是右派，父亲的脸就沉了下来，闷闷的说：“我也是右派分子。”我一听心里一紧，非常惊恐，怎么可能我家有右派分子呢？在五四年水灾之前，家里还有很多书，包括“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党章”之类的，父亲一直都是一个要求进步的人，好象还在镇工商联里担任了一个什么委員，这怎么可能反对共产党呢？
后来我逐渐知道了，我们班上好多同学的家长是右派分子，印象中很有几个。。同学们吵架时，只要有人骂道：你家是右派分子！挨骂的“右派”一方立刻灰溜溜的败下阵来，立即走人。胜利者还大声唱：“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社会主义好》的歌词）我也属于这类，自从父亲成了右派，我一直就夹着尾巴做人，不与人发生争执与矛盾，一心只搞学习。
有一段时间，我放学后回家，好几天都没见到父亲，就感觉到很奇怪。我问祖母，祖母只是掉眼泪，不回答；我又问娘，娘磨不过才对我说，前段时间父亲被单位通知去开会，会上宣布将我父亲在内的几个右派分子押送到九合垸农场“劳动改造”，会一散就押走了，不准回家，只是由单位的同事帮着去家里拿几件换洗衣物。娘得到消息后，赶紧收拾衣服去单位找，说是去了船码头；娘赶到码头的时候，船已经快在开动，娘与父亲还没说上两句话，船就走了。
父亲到九合垸农场改造，一去就是四年。家里的重担全部落在了祖母与娘的身上，当时我们兄妹四人上学，加上祖母，五人都没一点收入。娘在服装厂上班，工资很少。父亲走后，单位每月还发12块钱，我们全家人就靠这工资与这12块钱艰难度日。每每到了开学日，家里实在是拿不出这两三块钱来，就去居委会开证明，要求缓交学费，以后再三毛五毛的陆续上交。家里的旧衣服，旧鞋子，旧书籍，能卖的都尽量卖了凑学费。记得有一次大姐做作业，突然就找不到课本了；原来娘为了去买点米，以为那是旧书，就打包一起卖给废品站了，大姐急忙去废品站才找了回来。
还有一次家里又断了炊，娘将自己年轻时买的一双高统皮靴拿去卖钱，那可是她的心爱之物，当时花了十几个光洋呢。可是人家现在只肯出一元钱，娘无法，只能忍痛卖了。那时候买米多是我去，每次都是5斤5斤的买，最多一次是10斤。因为家里实在是没有多的钱来多买一点，只是凑。
最困难的时候，家里能換钱的东西几乎卖光了，找不出能換钱的东西来，娘年輕时在汉口镶过二顆金牙，这时她去找牙医剥下来，很便冝的卖了，換了买米钱。那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啊。真是应了一句老话，“穷的只有磕牙齿卖了”，家里的日子，就这样艰难的往前捱。
父亲究竟犯了什么罪，以至于被打成右派？他本人一直没有讲过。但这个秘密在过了23年后，被我偶然发现了。1980年时我在居委会工作，对门就是派出所。因为工作的关系，也因为近，我常常去那里玩。那时候从仙桃运回一批反右文件，堆在木楼上无人看管。我出于好奇，就在里面翻看，竟然看到了彭场商业战线反右斗争的原始记录，赫然就有我父亲划右的资料。父亲的罪行主要是两条：一是反对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攻击苏联占了我们的旅顺与大连港；二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说单位的书记搞特殊化，不用票就买了几斤红糖。
就这么简单的两条所谓的“罪状”，我父亲就成了右派？！当时我回家问父亲，父亲才告诉我，当时开始运动时，他也是没说什么意见，但是反反复复的动员以及保证下，他才提了这么两条意见，因为他平时喜欢看一些书，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也略知一些事情，所以堤意見时，远的说了苏联，近的说了眼前。没料到一个党说话表态不算数，出尔反尔，上了当；自己轻信了他们，受了蒙骗，吃了大亏。一直以来觉得是人生中的耻辱，所以不愿多提。我听了这些，也觉得无话可说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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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11-5-17 23:1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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