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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的是困难的日子，就是原来宣传的那三年自然灾害时期，59年至61年。这三年里我还有一些记忆与经历。
食堂里的变化：在大跃进时期，居民食堂里基本还是米饭，可是一段时期后，白米饭吃不成了，好像变化就是一夜之间，那天一上学，学校集中到操场开会。校长说，“从现在开始，要吃杂粮了。因为杂粮有营养，所以搭配20%。”我放学后到食堂一看，果然在米饭里夹着黄豆。虽然不太好吃，但想着老师的教导，还是都吃下去了。开始时有同学不适应，吃了拉肚子，上课也要多次举手向厕所跑。
老师有时问，“你怎么啦？”有个调皮的同学学着校长的外地口音，怪腔怪调的说，“黄都（豆）里面有银样（营养）！”引得课堂上哄堂大笑，老师也就明白了。
后来杂粮的比例越来越大，最后干脆只有了杂粮与稀粥了。炊事员成了一个权力很大的人，谁都要讨好他，笑脸相迎的，否则大叔一生气，后果很严重。炊事员经常来都是看客打粥，干部多一点，干一点；其它人少一点，稀一点。如果你敢提意见，干脆让你稀得照得到自己的影子。当时群众把这种稀薄到了极致的粥，叫做“浪打浪”，我一直觉得群众是真的有无穷的智慧，他们总结炊事员打菜打饭手法有如下几种：一种叫“黑鱼拱窜”---勺子狠狠的钻到锅底捞干的；这是对干部或者关系好的；二种是凤凰扇翅---抖落一点这是对一般群众；三种是乌龙摆尾---加大摆动勺子的力度与幅度，勺里抖落得基本上只有一半了。这是对成分不好的或者是关系不好的人。但是谁也没有那个胆量去提意見。
再到后来，连这种食堂都没法办了，只能解散，各回各家。但有的家庭连锅都没了，大炼钢铁时全部上交或是搜走了。
各回各家也得吃饭啊，我与二姐从此多了个任务，每天放学后都要去挖野菜，供家里人搭着吃。也真是天无绝人之路，那时候野菜特别多，长得很茂盛，农田里长满了各种野菜，我们开始还只吃其中几种口感好一些的；但渐渐的，吃野菜的人越来越多，野菜也越来越少，吃的野菜品种也越来越杂；我现在都还记得一些稀奇古怪的野菜名：什么叫狗叫车（JU），刺热巴，范耳藤，野莴笋……有好几次挖野菜时，我和二姐把田边播种没播完的棉籽装一书包回家，炒熟了，当零食吃。
二姐比我大二三岁，她精明能干，很“扒家”， 做事又“猴心”， 每次挖野菜，砍柴草她都比我多得多。我稍微有一点偷懒，她就要督促我。有一次割谷兜子做柴火，她割了一大堆，我还只有一点点，她就墔我快点割，结果我一赶忙，一镰刀砍在了我的左脚上，鲜血直流。
有一次起大风，居委会叫居民们离开自己的小家到较结实的文化馆避风。躲了一天，大家都饿得不行了，居委会的人抬来了一筐糠做的粑子分给大家，我也分了两个。一吃才知道粗糙得真的没法下咽，像有团刺在刺喉咙。但因为真是饿了，我还是把糠粑嚼碎，含在嘴里用唾液浸湿、融化一些，强制性的咽了下去，直噎得眼睛翻白，费了很长时间才吞完了这两个粑子。胃里虽然有了点东西，但是粗糙得令人难受复很。居委会的同志们又弄来一大桶水分给我们喝。这时就有人出来感谢居委会的同志，他说，“领导们太关心我们了！这要是在旧社会里，谁管我们的死活？！怕刮风伤人，把我们接来这里；又怕我们饿了，还送糠粑子给我们吃！”
还有一次，娘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些癞蛤蟆，剥了皮，煮给我与二姐吃。我当时觉得味道好得很，把汤都喝了个干净。谁知上学一到教室就呕吐起来，头也昏得很。老师给我服用了“十滴水”也不见效，就叫我回家休息。我一到家，见二姐也躺在家里，与我一样的症状，原来我们都是因为吃癞蛤蟆而中毒了。后来有人告诉我们，癞蛤蟆除子大腿肉，其余部分都不能吃，否则就会中毒，重则要人的命。幸运的是只过了一天，我与二姐的中毒症状都消失了，真是险得很二姐很懂事，吃东西总是让着我，自已經常挨饿。有几次上学时，体力不支，在课堂上就饿的昏倒了。于是，姐姐就辍学去编斗笠，每天賺几角钱补貼家里。
粮食不足，各种蔬菜野菜都紧俏了起来。祖母常常把萝卜、萝卜皮、菜帮子等都放在坛里腌制泡菜，泡好了就拿出来吃。我见他们都大口大口的吃，自己也尝了尝。可惜我没他们那么好的口福，一闻就翻胃，实在是闻不得那股酸味儿。尽管肚子饿得咕咕叫，绝不肯动口吃那些东西。一直到现在五十年了，我也绝不吃任何泡菜，哪怕一口。我那时候十二三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恰逢这种灾难时期。我们这代人身材大都不高大，我一直觉得是发育时营养不良有很大的关系。
粮食紧张，弄得人之间亲情也紧张，我说说我记得的两件事。
那时候祖母在家帮沙湖加工鱼网线，就是用麻线纺成织鱼网的线，纺一个星期大约可以赚3块钱的加工费。每星期去交一次线，领一次原料麻。一般都是我星期六去，星期天回，每天走45里路。到了沙湖，不管是住在哪个亲戚家，都是只管住宿不管吃饭。我每次出发前在彭场居民食堂买一罐“饭”背着，下午到了沙湖热一热，当晚饭吃。第二天把换好的麻背回彭场后才能吃上饭，沙湖那儿亲戚很多，就是找不出一家管饭的来。
还有一件事就是沙湖的表叔要结婚了，我和娘去赴宴。除了随礼金外，还要另交上半斤粮票才能吃上酒席，家家户户都是这样，不交粮票不能坐席，反倒没什么拿不下面子的了。
没有粮食，食堂的饭票总是不够吃，每到月底，常常都差那么一两天的饭票。怎么办呢？那时候离镇不远的中岭大队有一户姓彭的农户与我们家是世交，人很好，虽然都是粮食紧张，但还村还是略微强一些。每每到了我们断炊的时候，快了到吃饭时间，我就与娘去“走人家”，厚着脸皮等着人家放工，到食堂打来粥一起吃。彭家人也明白我们的意图，总是让我们喝饱粥，有时还带回一点萝卜蔬菜之类的，帮了我们家大忙。每每想起，感激之情总是油然而生。
常到中岭去“蹭饭”，确实不太好意思。有几次我自告奋勇的到沙岭一个姓彭的同学家去，这个同学与我关系非常好，有时候是周末放学了，我直接就去他家，吃两三顿饭，过一晚上，也给家里省一些饭票。
在仙桃读沔师的大姐也节省口粮，叫我去吃。 那时她们学校吃的是稀饭红苕，姐姐把红苕攒一部分起来，让我星期六下午 去，星期天下午囬来，在姐姐学校里，我至少可以混三歺吃的，只是十二岁的我，两天要步行六十多里路，現在想起来，不知道划不划得来。
这年署假，。我还跟着哥哥到他们大学里去了一次，他们的学校在武昌，还有外国畄学生，但是外国学生和中国学生不在一个食堂吃饭，中国学生吃的是一种叫“三合粉” 熬成的粥糊糊，我不知道是哪三种东西磨的粉，听说是进口的什么饲料掺点粮食合成的，虽然口感不好，但是份量很足，哥哥给我买来一大碗，我一口气吃了个精光，只是喝多了，一撒尿，又饿了。哥哥領我玩了几天，我喝了几天饱粥，还收获了一些邮票，中囯外国的都有，至今还保存着。
我们除了每天挖野菜，还在彭场俱乐部的空地上开了一小块荒地，种些蔬菜。那时候我人小，用一个小桶把家里便桶里的粪水挑到俱乐部田里，很吃力。可是看到我种的菜一天比一天高，心里很高兴，还不舍得摘来吃。可是我舍不得吃，有人舍得偷。就是我那天去看菜时，却发现自己种的菜被别人一夜间偷了个精光，一棵不剩。那种损失的伤心真是刻骨铭心，一点也不亚于现在发现自己的家产被人全部偷走的感觉。
后来我就想，别人偷我的，我就能偷别人的！
彭场中心商店在俱乐部原来的球场上种了一大片萝卜，长势很好，怕人偷，还搭了棚，派专人看守。我约了几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商量着去偷那儿的萝卜。我们每人背一个空书包，到了地头，分成两拨，趁看守的人不注意，这边的人就开始猛扯，等到看守发现了，追过来，这边偷萝卜的就跑，引开了看守人，这时另一边的孩子又开始下手扯。看守人掉头又去那边赶，几个回合，把看守人忙得气喘吁吁的两头跑，而我们的书包早就装满了罗卜，得胜回朝。
可是这个办法也不能老用，后来看守增加了一名，而我们不知道。又在故伎重演的时候，两个人分头追我们，把我们一下子吓得魂飞魄散，被追得哇哇乱叫。一下子跑得三四里路才摆脱了追捕，后来再也不敢去偷那儿的萝卜了。
除了挖野菜，砍柴，我还要拾猪粪。我们虽然没有农田，但是猪粪积攒起来了，可以卖给附近的农户们做肥料。记得当时的价格是每百斤五毛钱，有人上门来收。我经常背上粪筐到处拾粪，有时候一个星期甚至可以卖上一块钱。不过我从来没有乱花过一分钱，全是给家里用了。
1960年春节是我们最困难的一个春节，那时候父亲去劳改，哥哥在学没有回家，家里什么东西也没有，只是发了几张豆腐干子票，半斤肉票。吃年饭时，祖母望着可怜的饭菜， 默默无语，眼含泪花，不知是感叹眼前的处境，还是想念起此时还在农场劳改的父亲。年饭吃得沉闷凄凉，结束时，我并没有吃饱，肚子里还感到空荡荡的，似乎还缺点什么，于是就又跑去喝了一大碗清水米汤。过了几天，到了正月初六，是我十三岁的生日。虽然春节只过了几天，但家里实在是找不出东西来给我过生日。娘在煮粥时，特意从中捞了半碗干一些的做成饭，掺着腌咸菜，合着炒了，算是为我过了一个生日。我也没有客气，端着咸菜饭，连坐都没坐下，站着就呼呼啦啦的几下子扒进了嘴里。这顿咸菜生日饭，令我永生难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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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11-5-19 01:3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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