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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桃市场的演变。我县各集镇的市场，由兴到衰，其主要原因是深受水灾之害。但仙桃位居沔北，地势较高，上起毛咀、徐鸳，下至长墙口及脉旺，靠近汉江一线，全长百余华里，堤防较为牢固，一般水势不能破烷淹田，且水路四通八达，并与荆、郧、豫、陕、川、湘、武汉均有贸易往来，货源广，销路宽，具有优越的发展条件，可市场的历史演变，仍然是由兴到衰的过程。究其故，乃国家动乱，外国资本的掠夺，兵祸匪患所致，水灾则影响甚微。
清末民初，虽说经历了帝制与民国的重大变革，但仙桃并未直接遭受多大战乱，所以市场仍然稳步繁荣，商业资本积累较快。象汉阳人李宏大银楼，民国四年来仙时，是一首饰工匠，到民国二十年，十余年间，资本积累到十余万元。严义泰、陈大益、梅广元、傅三房、万兴义等大商号，都有十万银元以上的资本，傅、严、李三家资金高达二十万元。张万顺、泰和福、袁季杰、胡惺昌、德厚永、胡森茂、胡正兴、罗万顺、永丰厚等户，资金最少者也在三万元以上。外省、外县人迁入仙桃经商，并修筑庙堂馆所，也多在这个时期。此时，各种行栈似雨后春笋，应运而生。有竹木行十家，蛋庄近四十家，丝花行（含茧灶）二十八家，粮食行十四家，鱼行十家。由袁家口进北坝河（七里三分）来自四川的食糖、川盐船一次就是三、四十只。安徽帮商人张盛昌杂货店，前店后坊，雇请员工达五十人。帝国主义的企业正大、德士古、三井、亚细亚等洋行，也在此时委托设点，市场商业，极一时之盛。
北伐战争到抗战前夕，这十年兵连祸接，直接波及仙桃。先是杨森的川军，后是胡宗铎、陶钧的部队在此反复骚扰。以后又是蒋介石的队伍在此"清剿"工农革命武装（沔阳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之一）。他们派捐派款，征兵征粮，明拿暗抢，加上一九三一年特大水灾，以致农村破产，行以旅裹足，民不聊生，市场日趋萧疏。从行栈户数锐减情况看，可说明当时市场的衰退情况。粮行由十四家减为八家，蛋庄由四十余家减为十家，竹木行由十家减为二家，丝花行由二十八家减为七十家。临近抗战前夕，大商号中有的迁走，有的倒闭。象微帮张盛昌号，本地陈元记、陈祥发、陈宜茂。过去拥资十万银元者象保和堂、傅三房、李宏大、陈大益、严益泰等皆每况愈下，资本都下降到三、五万元。
抗战时期，一九三八年日军侵占武汉后，沔阳地方混乱起来。盗贼蜂起，不逞之徒，拉帮结伙，招兵买马，打着抗日旗号的司令多如牛毛。他们一面公开派捐派款，一面暗中打家劫舍。当时驻扎在仙桃的是国民党华中游击挺进军第二纵队，这个部队是搜罗地方上的一些渣滓组成（以后大多投降日寇）。
一九三九年农历九月十七日凌晨，日军出动飞机数架轰炸仙桃，驻军一二八师撤离，并下令镇上居民全部撤走，物资转移。否则，实行"焦土抗战"（意即放火焚烧）。当天，有些商人逃至彭场，有的逃往他方，全镇顿时变成一片死寂。正因变起仓促，许多货物无法运走，等到下午三时，日军水陆并进，占据了仙桃。汉川县维持会带着大批"苦力"随日军来仙，进街后，与日军一道，在镇上洗劫了三天，店铺物质，悉遭抢掠。德厚永杂货店，是镇上同业中的首户，此时留两个店员守店，日军一进店，就将守店的尹师傅打昏在地，然后命苦力搬货。糖、盐及整件杂货尽被抢走，损失约一万二千银元。
三天后，日军着手成立维持会，找出滕茂堂（原商务会长）、杜希林、李福新、肖南玉、洪国华等二十多人负责组织。滕茂堂任正会长，以曾留学日本的赵云龙（人称赵洋人）为付会长，赵的日籍妻子林木君子为翻译。由维持会出面，命商人开市营业，市面始逐渐有了小买小卖。日军盘踞在龙华山巷至傅家台，将十全街划为"日化区"，街两头安上栅栏，日夜有宪兵站岗，过往行人先脱帽敬礼，然后缴验"良民证"。日军可以以任何藉口，凌辱、毒打行人，拦截货物。如被认为有反日嫌疑，那就立即扣留，被扣者多数死于非命。城乡人民，不得已路过此地时皆提心吊胆。货物由日寇控制，商人进货要取得"宣拇班"的购货证，运出境须宪兵队发许可证，否则，一经查觉，人财两空。
这时，日商大批挤进仙桃，有大小洋行十多家。最著名的是三井、三菱、日信、东棉、阿布士、江商、池田八大洋行。一九四二年，日伪沔北县政府成立了贸易合作社，洋行、合作社全面垄断商品。均由洋行或合作社批售工业品，收购农村土特产品，本地商人只能向他们购货零售，市场更加冷落。战前匹头布店是十四家，从业一百一十七人，资金约十八万银元；此时，只剩八家，从业只十六人，资金仅有一万一千余元。百货业原有三十六家，从业一百二十四人，资金约七万银元；此时只有二十一户，从业八十三人，资金三万八千余元。杂货业原有十三家，从业一百一十八人，资金约五万银元；此时只有二十一家，从业一百一十五人，资金约四万银元，以户数来看，杂货业增加了八户，但资金反而减少了万余元，从业少了三人。此中原因，乃是别业大商，转营杂货藉以谋生所致，并不是独有杂货业兴旺发展。以上三业资金的总和，抵不上民国初年傅三房一家的资金。日军残酷统治，伪军、土匪及国民党所谓"抗日游击队"的骚扰抢劫，似水洗浪淘，反复多次，市场元气被损伤殆尽，外地商人不敢来仙桃，乡下人不敢大胆上街，商人们只能苟延残喘，维持生计。
抗战胜利后，商人们以为从此天下太平，可以大振旧业。有的增资，有的添人，外迁者纷纷迁返。象恒源兴、傅恒顺、德厚永等三家杂货号增资近两万元。新开张的杂货店有"裕泰"、戴正兴等三家。匹头业周祥顺、肖义盛各增资约一万银元。并新开了七家布店，资金均在万元以上。一九四六年，国民党政府悍然撕毁停战协议，发动全面内战，并大肆征丁、征粮。且贪污盛行，横征暴敛，人民又陷于血风腥雨之中。
以上文档均来自于（仙桃文史资料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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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5-3-21 16: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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