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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家族和祖辈上的事,没有多少概念和特别的记忆,所知道的一些零星事情,大都是小时候听祖母讲的。
祖毌对人慈祥,和蔼,一副精明干练的样子,一双脚裹锝非常小,尖尖的,菱角形,标准的“三寸金莲”, 因为脚的形状象菱角,我以为应该称“三寸金菱”。 祖毌那个时代的女孩儿,从五、六岁起就开始裹足,把脚掌除了大脚指外的四个脚指骨头生生折断,弯到脚掌下,变成了脚掌的一部分,并用长长的裹脚布缠起来,时间長了,脚就停止了生长发育,变成了尖尖的菱角形,永远停畄在五六岁儿童脚的大小。那是非常残酷和痛苦的事情。那时的女孩成年后,脚的大小程度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容貌的美丽。新娘子出嫁时,闹洞房的人首先就要掀开长裙,看看新娘的脚,如果脚大了,新娘会被人耻笑,今后无法抬头做人。所以那时女孩儿到了五丶六岁,不管如何痛苦,父毌都不得不狠心为女儿缠足。祖母的脚非常小,从我有记忆起,好象还没有看到过哪个女人脚比祖毌更小。祖母的小脚,是她一輩子非常痛苦,但却也是引以为豪的。
祖毌嫁到刘家后,不管生意兴旺与衰敗, 不管富貴与贫穷, 始终 忍辱负重,一生勤劳。我从小就看見她用一辆手摇纺車纺线,一直纺了几十年,除了夏天蚊虫多外,每晚都要纺线到十点以后。七十年代初下放农村,近八十岁高龄了,仍然坚持纺线。連她那辆手摇纺車都坚持不住,坏了,吱吱呀呀,搖搖晃晃,祖毌就用棍子绳子绑起来继续用,一直用到她去世的前一年。
在五四年以前家里生意没关门的时候,祖毌还经常编“豪子” 卖,“豪子” 是一种捕鱼的工具。祖母先把竹篾劈成极细的竹絲,然后编成一个长约一米的腰鼓形篾笼,一头还有个喇叭状的鱼儿进口,里面装有竹须,鱼儿只能游进,不能游出。祖毌编的“豪子”, 质量好,工艺髙,很受渔民欢迎。她还教会两个姑姑帮着编,母女三人编的“豪子” 在 当时小有名气。同时,她们还会用一种很小的三角形刀,将截短带节的竹枝桠削成长短不等的“卡子” ,那也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捕鱼工具。她们的“豪子” 和“卡子” 有时供不应求。
祖毌在家里是一个灵魂式的中心人物,很有主见。平常话语不多,但只要说出来,似乎一言九鼎,家里无人敢不从。倘若有人不中她意,她也不多说,常用的办法就是不理睬你,你喊她,她也视而不見,听而不闻,让你无所适从,自动认错,乖乖投降。我小时候就領教过她这一招的厉害。她家教甚严,有许多規矩,哪怕吃饭时我们姐弟一起说多了话,祖毌也要呵斥,说“吃不言,睡不语”, 姐姐们有时放声大笑,祖母便说“女儿家,笑莫露齿,话不髙声”, 晚上睡覚,她要我们側身而卧,说“坐如钟,睡如弓,側着身子倦着腿,吃了石头化成水”。 她还说“做人要仁義在先,诚信为本,天地良心不可欺”。 要勤俭过日子,“常将有日思无日,莫把无日当有时”, 不管我们懂不懂,她总是用她的道理来教育我们。所以,在祖母面前,我们都不敢放肆。
祖毌来到刘家几十年,只囬过一次沙湖老家,五四年逃水荒到过一次仙桃,再也没有出过远门,她的整个世界就是我们一家人,重心就是她的独子,我的父亲。
我小时候,晚上常常就着祖毌纺线的小油灯做作业,为了省油,灯芯很小,灯光不亮,我只好凑得离油灯很近很近,有时太近了,油灯的小火苗把我额头的头发都烧焦了,炸炸作响,散发出一股淡淡的焦糊味。做完了作业,我也不去睡,陪着祖母。祖毌就一边纺线,一边讲一些家族过去故事和她经厉的事情给我听,轻声细语,娓娓道来。
我们老家在沔阳沙湖官档村。后来八十年代初兴打《族谱》时,老家的人還到彭场镇找过我,我没什么兴趣。只是听说打族谱男丁每人交20块钱,女人不要钱。打谱的人还要找我哥一家,我说,他不好找,要多少钱我一起出吧。我共出了100块。后来族谱打出来了,我却没见到,只是听说族谱又增了一些派系。
我的记忆只能从祖父起,祖父芳莲(1890——1955),按輩份是“方” 字辈,但是却有一个非常女姓化的名。想来其中必定有他的道理。祖父从小离开农村在张沟镇帮工学徒。后来长大了,娶了祖母严氏(1893—1979),我一直不知道祖母的名字。她从夫名刘严氏,户口簿上写着严大姑,那是登记户囗的人写的,很可能不是这个名字。我小时候问过祖毌的名字,她总是不说。祖母生有二子二女,长子大汉,13岁那年因为鼻子上长了一个疖子,感染了,要是现在普通的青霉素红霉素之类应该可以治好,但那时没有。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烧香求菩萨;一个是用偏方:生黄豆用嘴嚼碎了,敷在鼻子上,混着唾液的黄豆泥敷在鼻子上,结果越来越严重,大汉高烧,说糊话。信佛的祖母求神灵慈悲,膝盖跪烂了,眼泪流干了,还是囬天无力,没能留住长子的生命。祖毌买来甲鱼、財鱼放生,为前世赎罪。从此一生再也不吃这几种鱼了。
二子小名小汉(1918——1982),,外面人多数喊小海,那是叫别了,他就是我的父亲。还有元佐、清佐二个姑姑。后来都分别嫁给了曾经在我们家打过工的伙計 ,就是我们称呼的金姑爷和汪姑爷。
父亲从小身体弱,祖父祖母视为掌上珠,不让他帮工受苦。祖父辞去张沟的工作,回到了沙湖镇开始摆摊渡日经营粗货(日杂用品)。由于沙湖镇市场很小,本小利薄,难以维持,就于1930年搬迁到彭场镇继续摆摊。后来生意渐渐的好一些,就租了一个门面,开起了粗货店, 。可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飞机扔了炸弹,引起了大火,一下子把多年经营的店铺给烧毁,幸好家人都跑出来了。于是只好从废墟中扒出一些没有烧完的如铁锅、瓷碗等,洗干净了再重新摆摊,慢慢恢复元气。过了些日子又租铺开起了店,生意渐渐做大,还带起了批发业务,生意慢慢在彭场挂得上号了。这些都让我们在后来极为恼恨,因为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灾难。靠着祖父和父亲的奋斗,为我们家争得了一个戴在我们家三十年,影响我们几代人命运的帽子——资本家。
父亲很早就结婚了,母亲小名唤儿,沙湖镇人。她只有四姐妹,没有兄弟。她是老大,一直到后来替父母只唤来了三个女儿,没唤来一个儿子。她生了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哥哥、大姐、二姐和我。哥哥小时候老生病,祖父母、父母亲都很着急,后来找了个算命先生,先生说这是他死去的大伯影响的。要想好养,必须过继。于是,把哥哥过继给了13岁就夭折的大伯大汉名下为儿子。那么大汉是哥哥的“父亲”,父亲只能算是哥哥的叔父了。于是哥哥改口喊父亲为“叔叔”,喊母亲为“婶娘”。并且改了大名。哥哥这一改口,弄得姐姐们也跟着叫,后来我也跟着叫;于是我们对父毌的称呼,不是“爸爸、妈妈”,而是“叔子、婶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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