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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母亲的记忆也不鲜明，因为在我3岁多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对母亲我只有模糊的印象。另有一些则是祖母在我小时候断断续续讲给我听的。
母亲1917年生，乳名唤儿。母亲一出世，外公外婆见是个女孩，不大高兴，他们希望是个男孩。好罢，生你不是为了你，是为了唤一个男孩来，于是取名“唤儿”。可是外婆生第二个孩子也是个女儿，那时又没有B超之类的。怎么办，又不能丢掉，只能养起来。取名“真唤”，表示这次是下了决心真真在“唤儿”了。可是老天不长眼，生了第三个、第四个仍然是女孩，于是只好作罢，再也不“唤”了。这样母亲有了四姐妹。
母亲在她们四姐妹中长得最漂亮的，到了十七八岁，更是花一样的引人注目，而在我的印象中，只记得母亲白皙的脸庞，乌黑的头发,一双明亮的眼睛老是专注地看着我。微笑着。
父亲那时做生意顺风顺水，人也长得风流倜傥，加上嘴又甜，能说会道，外公外婆也就同意了婚事。只是在母亲出嫁时，外婆不知怎么摆起了架子，横挑鼻子竖挑眼，这也不是，那也不对，把父亲的礼品全都扔垃圾堆去了，把父亲搞得左右为难、不知所措。后来搬出了不少人来作合，好说歹劝总算把母亲娶回了家。后来外公外婆马上改变了态度，对待父亲立刻变得和蔼可亲起来，并解释说之所以那样，是怕别人说自己没有儿子，急着把女儿推出去。“抬头嫁姑娘”，男方只能“低头娶媳妇”。这是民俗，怪不得他们。
我是1947年元月27日出生的，排行老四；那天是正月初六，出生时间没有钟表可记，祖母告诉我是黄昏时刻，家里点灯了，叫“燃灯戍时”。1947年是农历丁亥年，长輩们后来告诉说我是丁亥年生，属猪。可是我现在在网上查了万年历，说那年正月初六还是丙戍年，离47年立春还有七天，立春后才算是丁亥年。可是后来再一查，原来农历年开始有二种说法，一种是从立春开始，一种是从春节开始。现在这二种说法似乎还在争论。唉，現在我也真是被搞糊塗了。
我出世时家里很高兴，马上放鞭炮。可是鞭声并没引起多少人注意，因为那是农历春节，年还没过完，这家那家放鞭的不少。当接生婆把我包扎完，送回母亲怀中时，除了母亲是那样兴奋和幸福的地看着我，其余人就有一些不快之意，显得默默然。因为我出生后在一分钟内就犯了两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第一个错误是：我出世时浑身裹满了胎脂,特别多，好象穿了一件白色的衣裳，极难清洗，把接生婆都吓坏了，接生婆迷信，这意味着“戴孝出世 ”；第二个错误是：刚出生的我并不会看大人的脸色，也不管大人，特别是接生婆的情绪， ，立马撒了长长的一大泡尿，把接生婆的衣服都淋湿了。接生婆捂都捂不住，这更在产房内引起了小小的骚动和不安。接生婆当时深感不快，后来还是说出来了，这叫“下地一杆枪，不死爹来就伤娘”。 嬰儿出世时就撒尿,在当时民俗中是挺忌讳的。不知道現代医学怎么解释，犯了两个错误的我，仍甜甜的躺在母亲怀里。，可是大人们特别是祖母说一定要想办法补救，不然孩子不好养，也恐怕影响到大人，最好找算命会先生“解”一下。
后来，找了一个在当地很有名的算命先生，报了生辰八字，先生算了一会儿说“这个孩子 ，戴孝出生，下地一杆枪都是不利的兆头；但是现在说破了,我帮你们解一解，再不应该有什么事了。这个孩子一定很聪明， 是文曲星转胎，将来一定会有前途。不信你看一下,孩子身上有一块红记，是朱砂记，这是难得的吉祥之记。”我出生七八天了，家人谁都没注意到什么朱砂红记，听得这样说，才把我解开来看 。果然看到我左腹上方有一块红记，形状就像戏剧舞台上的官帽一样，都覚得稀奇，于是说先生算得准。我们都没注意到，算命先生是怎么知道的呢？这真是一个谜。于是全家人对算命先生佩服得不得了，重重谢了先生，才安下心来，心中的石头总算是落了地。
这是母亲生我，给我来到人间的生命。其实，那算命先生的的话，说不信吧，似乎好象还有些还准。就在我一岁半时，家里出了一件事，是母亲用那柔弱的身躯保护了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父亲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在彭场已经小有名气，父亲经常到汉口进货，祖父在家管理店铺，家里还有表叔舅爹帮忙。当时没有公路，所有货物都由汉口经通顺河水路运来。在彭场码头靠“罗汉”（搬运工人）肩挑背扛上岸。有时父亲进货太多，或者别的商店也要,就順便在船上、码头捎带批发。看到生意这样红火，就引起了一些同行的羡慕，生意名气也越来越大。俗话説, 人怕出名猪怕壮.到了1948年9月, 灾难降临了.
具体时间是1948年农历八月十四晚。为什么这么详细，这是原来与我们同租一屋的鞋铺老板娘黄婶告诉我的。她说她记忆特别深，就是八月十五月圆之夜的前一天。2001年时她已经八十多岁，身体硬朗、思维清晰、语言流畅，说起我家的往事就像在昨天一样。她说这是她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事情，吓坏了她。那时世道非常混乱，土匪猖獗。
那一天，因为父亲到汉口去了，家里除了祖父表叔姑父，就是女人和孩子。到了晚上约十点多， 。听到在我们家隔壁前店后厂文具店传来撞击大门的声音，紧接着门被撞开了，听到了很嘈杂的呵斥声。祖父、表叔、姑父等人都说不好，“有土匪！”就领着我哥、抱着两个姐姐，还领着两个姑姑赶快从后门逃出去了。正在这时，就听到了我家大门被撞的声音。吓得所有的人赶快栓上第二道腰门，跑到后面。祖母跑到厨房藏在柴禾膛里，身上堆满了柴草，只有母亲抱着我来不及逃跑。这时二道腰门也被撞开，土匪们找到了母亲和我。土匪们要母亲交出钱来，母亲在家并不参与生意，只是抚养我们，加上父亲已到汉口进货去了，家里实在拿不出钱来。土匪们大怒，操起1.5米长的一根木棍将母亲一陣爆打。那根木棍是我们家用来捆篾的绞杠，比铁锹把还粗。母亲为了保护我，将我紧紧的抱在胸前，低着头护着我，用背腰迎着棍棒。打了一会儿，土匪又逼钱，母亲熬不过，只好将临时藏在我摇篮里的几十块私房钱叫土匪拿去了。土匪一见打人有效，拿了钱继续对母亲殴打。可是无论如何，母亲实在是没有钱了。这时，一个土匪見母亲怀中抱着我，就大叫起来：“不交钱，就把这小杂种摔死他！”说着就从母亲怀中把我抢了过去，象拎小鸡一样，抓着我的双腿，头朝下，倒提着,就要甩出去！我撕心裂肺的哇哇大声哭叫起来。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我那柔弱的母亲，这时不知从哪里爆发出来一股巨大的勇气和力量，奋不頋身地冲上去，拼命地把我抢囬来，紧紧的抱在怀中，跌坐在地上。迎着土匪们一阵更疯狂的棍棒，用她的身躯紧紧地护着我！
母亲在危急时刻救了我，这一切都被藏在柴禾膛里的祖母听得一清二楚。祖母大约想，媳妇还要抚娃的，不能让土匪打死；自己反正老了，出去替死吧。就掀掉盖在身上的柴禾，自己从柴膛里爬出来。土匪一见还有人藏在这里，撇下母亲，一下子把祖母围起来，首先就是几耳光，要钱、要金戒指。祖母说家里实在是没有钱，你们要拿只有商品了，想拿什么随便搬好了。土匪吼道，“这个老不死的嘴硬！”对祖母又是一顿棍棒相加，祖母身体瘦弱，又是一双小脚，她只是在挨打时把脚盘在自己的臀部下，用身体护住自己的一双小脚。后来祖母告诉我说，要是不被打死，把我的脚打废了怎么办？只让好棍棒落在胳膊上和背上。威逼、恐吓、抠打了一个多钟头，后来听到隔壁来的土匪同伙说“撤”，土匪们这才走了。走到腰门。还回头虚张声势的喊，“同志们、 弟兄们，把机枪架好！”我比较相信老人们的囬忆和叙述，因为那个年岁的女人是不知道“同志、机枪”之类的词语的.
后来听说土匪们在隔壁印刷厂捞了一把。他们的刑具不仅是棍棒，还就地取材,还把老板放到德国印刷机一张一合的字盘上轧，疼得老板呼天喊地，据说光洋搞了不少。
土匪们走后，祖母渾身火辣辣的疼痛，咯膊肿的老粗,不能动弹；母亲抱着我，躺在地上直喘气。不知过了多久，只见远处传来一丝灯光。祖母和母亲又害怕起来，生怕土匪们又转来了.慢慢的,灯光近了，原来是邻居黄婶来看看情况的。她倒来热茶，叫祖母和母亲喝下，安慰她们，说土匪现在走远了，没事了……天亮了赶紧找医生弄打伤药吃，越早越好……
很多年后，祖母对此都记忆深刻，常说黄婶是个好人。祖毌被土匪打伤的后遺症, 伴随了她的一生. 后来每当天气变化, 要下雨, 就渾身疼痛, 好象天气预報一样准。
50年镇压反革命时，当时抢我们家的几个土匪被抓了，为首的是离彭场只有几里路的赵家湾的老大，老大被判了死刑。公审那天，场上挂着赵老大的犯罪事实的图画和文字，其中有一幅画的是赵老大抢劫时毒打一个妇女，这个妇女怀中还抱着一个婴儿，那婴儿就是我。政府来人叫我家上去控诉，可是我家人都胆小，不敢去，动员了半天还是没有上台发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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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11-4-17 11:2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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