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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弟楚和从三江带来一个好消息，“妻子下放可以算知青”。我以前并不知道还有这么一说，所以一直也没有为妻子去争什么知青待遇。我拿着妻弟在彭场区找人写的一张关于妻子下放情况的说明，开始去杨林尾区跑动，因为大岭当时属于杨林尾区。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很多和妻子遭遇相似的人，经常去知青办吵吵，隔三差五的都会有点小收获。听了这几个知青的叙述，我与妻子都有点后悔自己太老实了。现在既然知道了，一定要争取一下。于是早稻刚刚插完，我就请了两天假，拿着妻弟送来的证明，找到了区公所。一打听，得知管知青这一块的人姓杨。 偏偏杨又不在，到兴隆大队知青点去了。我随即赶到几里之外的兴隆知青点去，那儿正在开会。趁会议休息间隙，我把彭场区的证明交给老杨，说明了一下我们的情况，以及解释了一下几年来都未为妻子争取政策的原因。我还带着一张更重要的条子，那是老杨原来的同事，三江公社的一个熟人老邵写的条子。邵与岳父母是拐弯的一个亲戚，他在条子里让老杨“关照”我们一下。老杨接过了证明与条子，仔细看了一会，对我说，“你先回去，我尽力；有事我会通知你的。”看来熟人的条子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要超过证明上的那个“红巴巴”。
果然，我回来后不到半个月，就接到大队干部传来的口信，说是让我去知青办老杨那儿去一下。我心里知道有戏了，这番跑动没有白费。
我立刻从鲫鱼湖往杨林尾方向走，可是这时湖水已经涨了，原来一步可以跳过去的湖心沟，现在已经变得上十米深宽了。淌水是不成的，可是时间又紧，只得游过去。为了不打湿衣服，我把衣裤全部脱下，顶在头上，裸身泅了过去。爬上岸，渾身水淋淋的，又没有毛巾擦，只好光着身子晒了一会儿太阳，在旷野当了一次真正的“祼模”， 好在湖中心没人，此时阳光和煦，暖风轻拂，湖中水波粼粼，风中荷香阵阵，实在令人陶醉，使我有一种被大自然拥抱，天人合一，心灵净化升华的感觉 。但是我没有欣赏湖景的闲情逸致，继续急急赶路。
到了区公所知青办，找到老杨。他让我在一个表格上签了字，并马上开了一张200元的现金支票，叫我到银行去取钱。拿着沉甸甸的支票，心里高兴极了。我的辛苦没有白废，妻子知青身份也得到了体现：价值200元！
我急匆匆的赶到银行，可是太晚了，别人已经下班，只能得到第二天。但我又没有带钱，不能住旅社。正在为难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在杨林尾我还有一个老表，决定去找他借宿一晚。我弯弯拐拐的到处问，终于寻到了他的家门，住了一晚上。第二天顺利的在银行取到了钱，喜滋滋的赶回家。囬来经过姐姐黄水湖渔场，我去把我的“喜汛” 告诉她，因为心情愉快，就把她们场里的报纸找来，悠闲的看了半天的“旧闻”。 也算是休息了半天。
恰好妻子的祖母来到我家作客，回家后，我把自己的经过说了一遍，她们既开心，也埋怨。埋怨我一夜不归，也没给个信，让大家担心了一夜。那时候又没电话也没手机，我用什么传信呢。说起妻子的老祖母，我一直记得她是一个非常仁慈善良的老人，小脚，银发，慈祥。她惦记着远嫁的孙女，80高龄了，竞然柱着柺杖，颠着三寸金莲，颤颤巍巍的走了20里路来到大岭。可是我和妻子都要出工干活，不能在家陪她，老祖母也闲不住，就在家帮我们烧火做饭洗衣服。她说她看到我的衣服补丁摞补丁，烂的巾子吊吊，越洗越伤心，眼泪禁不住叭哒叭哒直往洗衣盆里掉……。
我得了200块钱的消息很快就在村里传开了，队里的人都羡慕得不得了。说什么还是他们“街上的人”好一些，乡里人一年到头都做不到200块钱，而我只跑了两天，香烟也没费一根，就有几头肥猪出槽了。奇怪得很，我都到农村几年了，可是他们有时还说我是“街上的人”，看来我还要脱胎换骨，继续改造，争取和贫下中农融为一体。
也是，那时候一头猪喂七八个月上十个月，有的甚至一年，也只能换五十块钱左右。更不说牙缝里省下的农副产品，拿到集市上也换不几个钱。
记得有一次，队里“卷园子”分给各家各户一点萝卜，所以数量还不少，因不好久存。于是把好一点的拣出来挑到镇上去卖。我也一样，拣出一担萝卜，天不亮就挑着上街去。百十斤的担子挑了三四里路，把人压得头上直冒汗，过渡船的时候，差一点晃到水里。等到我气喘吁吁的挑到街上，卖菜的农民却被干部赶的飞跑，原来是学毛远新的哈尔套经验，要搞社会主义大集，要一律卖给公家菜場，不允许农民私自和买主成交。但菜场的收购价很低，有的农民就把菜挑回了。我挑的是萝卜，挑来时已把人压得精疲力尽，怎么挑得回去呢？没有办法，只好卖给菜场，一过秤，103斤，算100斤，每斤单价9厘钱，卖萝卜共得9角钱，还扣了我2分7厘钱，相当于一趟过渡钱。赶了一趟集，人也压得半死，，除去过河钱，103斤萝卜卖了净得8角6分。饥肠膔膔，到街上早都没有过，早点要粮票，我没有，饿着肚子赶回了大岭。
还有一次，队里分了一点藕，那是队里派了包括我在内的十几个“劳力”，在寒冷的冬天，穿着单裤，打着赤脚，踩着冰凌，在队里荷塘辛辛苦苦干了五六天，才挖了那么一点藕。我们舍不得吃，只畄了几节“后把腸子”，其余的让妻子起早床挑到街上去卖，想换点零花钱。但是价钱低，好象是每斤藕一毛一．二，又卖不动，妻子怕误工，于是放到搬运站她哥嫂那里，说明天再来卖，竟然连送点藕哥嫂客气话都没有一句。第二天妻子早早的又赶去了，她哥哥拿出二块几角钱，说是帮她把藕卖了，其实是她哥哥可怜她，把藕“收购”了。二块多钱，妻子竟然跑了二天，还亏得哥哥帮忙。农民的钱，那时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呀！
200块钱的巨款，在队里引起了强烈的轰动。队里的人都把我当成了财主，，我们也似乎因为这200块钱一下子成了“有钱人”。要知道当时这200块钱在我们心中有多大的份量啊，参考一下当时我们大岭一队的工分就知道了。我们当时劳动一天的工分值最高是十分，十分值多少钱呢？我在农村七年里，十分最值钱的时候也就5毛钱左右，最低只有3毛5、6，大多数时间在4毛钱左右。我们大岭一队在那一带还算是好。
邻近的八广队，每十分工分长期只值2、3毛钱，低的时候只有1毛9分钱。于是当时八广人编了一首顺口溜：“天一亮就下田走，苦干一天一毛九。买包‘圆球’都不够，还要搭船下汉口。” “圆球牌”香烟在我们当地卖2毛一包，汉口卖才是1毛9。所以劳动一天，在我们当地是买不到一包圆球牌香烟的，可见当时的工分有多低。平均算下来，一个壮劳力一年不吃不喝，挣的工分也只能值100来块钱。
所以这200块钱装进荷包之后，我心里的底气也硬了不少。马上就有一些平时关系较好人来借钱，三块两块的， 我也很爽快的借给他们。可喜的是，他们都是守信的人，卖鸡蛋，卖牲猪后，一有了钱马上就还给我，基本上没有拖欠的。因为有了些钱，别人对我们也都不马虎，很客气。钱啊，钱！多么好的东西！这200块钱，解决了当时很多困难，帮了我的大忙。
第二年腊月，我们上堤时经过杨林尾区，我又去知青办找了一趟老杨，可惜没有遇到人。我写了一封信，在杨林尾当地寄给他。信的内容总之是在叫苦，我想多哼哼总是有好处的。果然在春节前半个月，我们队里干部去杨林尾开会时，给我捎回了70块钱，说是困难生活补助，又引得队里的人叽叽喳喳的议论了好几天。
妻子争取成了知青身份，下放九年，就得到了这270块钱补助。后来我没有再去找，也就再没有人理会，更没有什么补助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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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11-9-3 16:2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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