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杂记] 知青岁月之修铁路轶事

1971年夏季，在开往宜昌的石子路上（那时还不是柏油路），一辆站满人的卡车经过了一个白天的颠簸，黄昏时抵达了雅雀岭。我们在此过了一晚，第二天我们又走了十几里山路，来到了我们的目的地——一个我至今不知道名称的小山村。说是小山村，其实就是两个紧挨的山坳里的三户人家，我们住的山坳就一户人家。

那时宜昌山区是很穷的，穷的程度连我们这些平原上穷苦人家长大的孩子都觉吃惊。房子都是没有烧制的粘土砖垒起来的（土墙），房子横梁及檩条还算是木料，屋顶铺的是厚厚的茅草。家家户户除了最基本最简单的生活用具外，几乎是家徒四壁。

这里的男性山民又黑、又瘦、个子又小，年轻的女孩子个个都长得水灵俊俏（与川妹子相似），与她们的父辈及兄弟反差强烈。

当时，这里的女孩子都强烈地希望能嫁到山外，他们的家长也希望如此。当时有个“基本行情”（和当时的四川（现在的重庆）山区的行情差不多）：不管什么出身的未婚男性，只要有人手持大队、公社开具的身份证明和未婚证明，能拿出人民币30～40元和全国流通或省流通粮票30～40斤，到女孩子家去提亲，几乎是百分百成功，而且是一手交钱，一手领人。女孩子本人愿意（因为平原去的普通男子在她家乡都可算是美男子），其家长也高兴，其家长既解决了女大不中留的问题，又解决儿子接媳妇的问题。

所以，我们平原地区农村的一些当时还没有找到媳妇的，尤其是地富反坏右的后代，都怀中揣着家中卖猪的钱（一头可以出栏的猪在当时可以卖到30～40元吧）和用勒紧腰带挤出的一点口粮和/或鸡屁股下的蛋换来的粮票，纷纷走上了这条捷径。我们邻村还有两个几乎不识字的光棍娶的是四川来的读过书的妹子，这两川妹子还喜欢和我们这些有点文化的知青（说来好笑，凭当时我们69届初中生肚里的那点东西（知识略强于小学六年级，但社会阅历非一般初中生可比）也敢称知识青年）说说话。

我们一个月休息一天。休息时，都要走好几里山路到附近集市去放松一下。山里人家是够穷的了，山里的集市说来也真可怜，三十户左右的人家沿路两侧排列，几家商店、几家餐馆、几家农资店、几家杂货店、个把修理店、一个邮局、一个药店、一个卫生所。餐馆里摆着几张破桌乱椅，而且也只有糙米饭和咸菜，肉鱼是没有的。

刚来时，副食店里还有点肉鱼、水果罐头。我们再来时，罐头都被知青们买断了。你想在这里吃点肉或罐头“奢侈”一下，没门！几个人围着一张破桌，放松一下，喝上几口散装酒，吃点糙米饭和咸菜就算是打牙祭享受生活了。

我是在平原长大的，以前也只是在火车上看到过山。真正地用双脚站在山上这算是第一遭。站在山顶上，见到连绵起伏的山峰，弯曲蜿蜒的溪流，郁郁葱葱的山林，层层叠翠的梯田，山坳里升起的缕缕炊烟，鸡鸣狗吠的人家，这一切仿佛就是如诗如画。特别是雨后，山风吹散了山岚，山雨洗净了碧空、林莽，平时看不到的那些遥远高耸的层峦叠嶂，如黛地刺入青空或是说顶起了天幕。

山区的薄暮非常宁静。在还有一点微亮的天幕衬托下，那山脊上的树此刻就像怪兽身上怒竖的黑色鬃毛，那连绵的山体像极了地上突兀而起的黑色巨兽，一排尖牙利齿仿佛要咬下天幕上刚刚隐现的那几颗星星似的。山下，那溪流跌宕的琴韵声不绝于耳，在溪流的上方，开始有萤火虫闪现且越来越多，无数的萤火虫在谷地上空无声的交织着。在溪水边的乱草丛中，众多萤火虫的幼虫也一闪一闪地不停地爬行着。说它们想撕开夜幕吧，它们是太微不足道，说它们在展示吧，它们又太不起眼。它们可能是在寻找，在溪边、溪上立体地寻找，一代又一代地寻找，寻找什么呢？可能只有它们自己才知道。

夜深了，黢黑的小山坳里那三两处点点的灯火，就是山里的人家。

新鲜感很快就没了。现实问题来了。

首先是洗的问题。我们借住的那户人家，门口不远处有一口不到3平方米的小塘，塘水的来源是山壁石缝中流出的涓涓细流。夏天，天气炎热，降雨量少，那点来水供东家一家人用已属勉强，现在一下子多了我们这些修路汉，所以塘水水位很快下降，接着变得有点黄浊，里面还可见小水生生物在游动，别说做饭，就是洗澡、洗衣都成了问题（用现代语言说，就是这个小山坳的生态环境只能承受几个人的生存）。后来，我们洗澡洗衣都不得不翻一座小山头到山那边的溪流中去，虽说十分惬意好玩，但疲劳一天后走这段山路还是嫌远嫌累的。

入夜，新的问题又来了。山区的蚊子又多又厉害，我们都没有带蚊帐，实在咬得不行。在三伏天里，我们不得不每夜都全副装备睡觉。什么全副装备，其实就是长衣长裤、袜子，再用被单把人从头到脚都裹上。刚开始我们还打算全副装备后，到室外睡觉，房东说这里偶尔闹豺狗，反复叮嘱睡前一定要关好门窗。我们还年轻，生命很重要，我们自觉遵命，只是每早醒来，我们的床单衣裤都是汗透的。那时修铁路实在是太累，以至于我们倒头就能睡，似乎三伏天这样睡觉并不难受。

每天天没亮，山野林莽中的野鸡就开始啼叫，我们的炊事员起床做饭，天刚亮，我们就吃完饭出发了，中午炊事员送饭到工地，吃饭带休息半小时，到太阳快下山才回来，每天如此。回来赶紧扒完晚饭，就趁着薄暮到溪边洗澡洗衣。

伏天里，山坳里往往没有一丝风。工地上，满地都是炸开的石头，石头在太阳的暴晒下，似乎都成了一块块吸热器，当人们靠近时，它们又仿佛都变成了热辐射器。我们这些民工，个个都要承受着立体的烤验，上面太阳晒，地面岩石烤，如站着不动，穿着解放鞋都觉得烫脚。我们个个挥汗如雨，衣服湿了干、干了湿，上衣裤子上满是一层层的盐花。

每天中午是放炮时间，就是我们吃饭小歇的那段时间，为了保证施工人员的安全，吃饭地方距施工爆破现场有相当距离。每天我们都是边吃饭边看爆破景象的。爆破开始后，那宽阔的视野，那壮观的场面，那此起彼伏的各种爆破声以及持续的时间远非一些战争电影中的炮火可比。

沉闷的炮声往往伴着地动山摇，炸药数以吨计，是要掀掉整个山头的，爆破前事先要把周围几里地的山民和民工都赶到户外，站在山上远眺着放炮处。响亮震耳的炮声是炸石方的，是主要的炮火。尖利呼啸的炮声是解炮的，即把人工搞不定的大石头炸小的那种，这种炮是最容易伤人的，因为石头小，不容易发现，石头可以飞得很快很远。

说是修铁路，我们这些人的事情其实就是炸石头，搬石头。真正铺路的是铁路工人。每当路基和护坡修好，小火车就载着铁路工人、小石子、枕木、铁轨来了。那些铁路工人可比咱们神气多了，穿着整齐的工作服，常是嘴里叼着香烟坐在车厢上，远远地尽情地欣赏着我们这些如蚁的民工。

那时，修铁路是人海战术。除打大炮眼是风镐外，其余施工基本都是人工。在爆破完之后，我们就开始清理爆破现场，那些大大小小的石头就靠我们这些人挑、撬、抬、推，把它们一一推下山沟，估计我们搞不定的，技术人员就会安排爆破人员来打炮眼，把它们爆破分解。

有时也有不沾石头的活，那是到山谷溪流中起沙。伏天，赤脚站在溪流中还是觉得轻爽的，可一旦挑起满满的水淋淋的一担沙来，就立即觉得肩头沉重了。溪底到施工地点垂直高度至少都是几十米，山路狭窄陡峭，中途不能歇，也没处歇，挑上了，就得一口气爬到，到达时，真是两眼发花，双腿发软，心里发慌，衣裤湿透，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这样一天往返几次，多少米饭都化为乌有。那时就是没有菜，起码也能一顿吃上一斤糙米饭的。

修铁路的民工还是半军事化建制，县是民兵师，到大队是民兵连。在这个前提下，整天的强体力劳动，动不动就加班（夜战）、搞劳动竞赛，吃不好（半个月沾一次荤）、吃不饱、睡不好的，可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虽没有人敢说不字，但普遍存在着消极抵抗——偷懒。

俗话说，管天管地，管不了拉屎放屁。当时我们这些民工私下里有秘招相传，那就是一天三次屎、九泡尿。开工后不久，只要你站在高处一看，只见要小便的人在山道上人来人往，不亚于赶集。其实在山坳里干活，尽是清一色的男性，这些人在家里干农活时，即便有女孩在场，也可能转个身就屙的，可到了这深山老林，一个个都仿佛特别害羞，小便时也尽往林子里钻，而且走得越远越好。

更有一特色奇观，对！看过了，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奇观！那就是上午10点左右，下午4点左右，山坡下到处都是撂下的扁担、畚箕等，山坡上的树荫下，到处都蹲着大便的人们，蹲下去的人一般都要蹲个刻把钟的。刚开始，那些当监工的公社大队干部见山坡下到处都是撂下的扁担、畚箕，不免来气，遂上山来查看一下，上来时，见蹲着的那些人个个屏气用劲、很努力的样子，似乎个个便秘，难辨真假，只好无奈下山。时间一长，上山沿路的树下的粪便越来越多，很难在树下找到一块净土，后来能在树下干枯的大便旁加上一堆已属不易。本来山林**清新，现在是臭烘烘的一片，苍蝇乱飞，这时那些监工更是不会来了，这奇臭之地仿佛成了偷懒人的乐土。是愿意偷闲闻臭，还是愿意在赤日下暴晒、出力、流汗，在这个选择中，多数人选择偷闲闻臭，一天长短（长，大便；短，小便）能来个上十次才算满足。

修铁路原定是半年一换的。大约是在我们开始修路半个月后，收到同学关于家里开始招工的来信。我们几个知青着急了，于是一有闲就围着民兵连长吵着要回去，民兵连长被我们吵得焦头烂额，于是到民兵营（公社）请示，公社说不能减员，但可以提前换人。民兵连长又向家里的大队书记反应这里的情况以及公社的意见。家里生产队里的几个光棍得知后，也纷纷找大队书记请战，强烈要求去修铁路。这样两好合一好，我们几个人干到三个月的时候，就回到了生产队，并有幸被招。随即招工冻结，一冻就是四年多。

几十年过去了，曾经的劳累可以与同学轻松笑谈，但山民含辛茹苦一二十年抚养起来的女儿，被一个素不相识的男子以相当于一头半猪的身价领走，现今只要一想起这种事情照样会引起心头的震撼。

还有，老百姓在高压态势下衍生的各种形式的消极抵抗现象，实际上是一种不正常的社会生态，它会加深官民矛盾、降低民族的凝聚力、导致生产效率低下、抑制人的创造力等。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它还会绞杀人性，而且可能是一报还一报，不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在如今倡导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这许多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