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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幺姑妈见我在婚事一直没个结果,也帮着着急。俗话说,“姑妈疼舅侄”,一点也不假。她忙前忙后的张罗,让我很是感动。
1969年6月的一天,幺姑妈托人代信到小口分店,让我赶紧的回彭场一趟,说是给我介绍一个三江街道的女孩。我连忙向经理请了假,急冲冲的去彭场横堤街的幺姑妈家。在路上想,三江街上?会是谁呢?三江小街的几个女孩子我基本上都认识啊。到了姑妈家,一进门,就见到幺姑妈与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在一起说话。幺姑妈开门见山的说,“这是玉枝大姐。她今天把妹妹领来了,你们先见个面。”我纳闷了,没有谁啊。
姑妈指着给我看,我才发现在堂屋幺门后过道中间站着一个女孩,姑妈说她叫炎枝。我们既不认识也没见过,彼此相互打量了一下。只见她身材高挑,人略瘦,皮肤微黑,留着一对长长的辫子,显得非常腼腆。姑妈与玉枝大姐去了前屋,我们俩完全陌生的第一次见面且单独站在一块儿,显得很是尴尬。我只有硬着头皮问,“来好长时间啦?”
她说,“刚刚到。”
我又找话:“你是三江的,我常常去那里,怎么没见过你呢?”
她告诉我,文化大革 命一开始,学校散了,她已经没有再读书了,何况她现在也不在三江了,而是在洪湖花古桥那里一个叔叔家学裁缝手艺,已经两年多;今年已经十八岁了。
我们东扯西拉的聊了十几分钟,都是我问她,而她并没有问我什么,这时姑妈玉枝姐进来了。玉枝姐直截了当的问我,“小刘呀,你们已经见了面了,你有什么意见,你直说。”
也许真是投了缘分,我不假思索,立马就说:“没意见。”三个字。
玉枝姐又当着我的面问她妹妹有意见没有,炎枝回答很爽快,更简单,轻声说:“没得。”俩字,比我还少一个。
嫂嫂就是这样的作风,快人快语、热情耿直。在为自己小姑的婚事穿针引线中,她单刀直入,不浪费语言,不浪费时间,不浪费表情,不拖泥带水,这种雷厉风行“红娘办案”方式,恐怕一般人功夫不深,不容易学到。
就这样,我们前后见面不到半小时,关系便定下来了。这半个小时,决定了我们俩个年轻人今后要永远相伴,共渡人生,风雨同舟,生死相依,同甘共苦,不离不弃。我们俩人相互回答总共只有五个字,虽然轻声细语,但却字字千钧,是我们共同对人生的伟大承诺。
后来我与炎枝开玩笑说:“我俩的关系确定,比到菜场买菜还简单呢。”
不过玉枝姐还是很有领导风范,说话留了一丝余地,并没有现场拍板。而是与幺姑妈说,等她们回三江,与家里人说一下这里的情况;如果情况能定,过两天再来。话说得四平 八稳,不卑不亢,滴水不漏,进退自如。相当于科长之类的大干部在基层调研之后,并不表态,而是说还要回去“研究、研究”。虽然我们两个年轻人表了态,但还需要得到“家庭高层”的最后审批。
于是她姐妹俩就回三江去了,她俩走后,幺姑妈告诉我,玉枝她们是姑父母亲的邱姓本家,还有亲戚关系,炎枝应该把我幺姑父叫叔叔呢。她家在三江也算得上殷实人家,平时家教很严。炎枝是个老实善良的好姑娘。幺姑妈告诫我不要眼高心大:“按照你现在的情形,有人能看上你就不错了。玉枝姐走时说的话留有余地,是因为毕竟她们是女方,要点面子,不可能一说就马上同意;而且过两天也不会主动再来,否则让人笑话。你呢,过几天亲自去三江一趟,不然人家面子上不好看。”我点头,觉得姑妈说得很有道理。
姑妈说得真准,过了几天玉枝姐果然没个回音。我就按照姑妈的吩咐请了假,到了三江。那时候人年轻,不懂事,好像什么礼物也没带,一个人就直接就找上了她家的门。他们一家人都很热情,炎枝也在家里,见我去了,显得很高兴。特别是她的祖父祖母,爸爸妈妈,围着我说这说那,一点儿也没陌生感。她家烧了一大桌子菜,我也不怯场也不装斯文,该吃时吃,该喝时喝。炎枝在一旁反而话少,有点不好意思的样子,完全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女孩。
我在炎枝家和她父亲住了一晚。晚上她家人又与我聊了好久,想必是在考察我。炎枝祖母很有意思,她说我不太讲究,“这孩子头回上门,怎么连袜子都不穿一双?”唉,当时我也是太大意,忽略了,并不是穷得没有一双袜子。但是她老人家哪里想得到,光脚穿鞋,到后来还是一种时髦穿法,谁知道让我提前了四十几年呢。
尽管我与她家人相处得都很融洽,对她本人印象也很不错,然而我心里还是有点不安。我家成份不好,她们知道吗?如果知道了,又是否能接受呢?我一直想说但没说出来,害怕破坏了气氛,心里惴惴的。多年后,岳父无意中说出来,我家情况他们都知道。当时只有她小哥有点意見。但是家里其他人认为我家是老们老户,特别是她妈妈,认为我人不错,终于拍了板。其实,在那个年代,小哥有点想法也蛮正常,谁愿意把亲妹妹往资产阶级火坑里推呢?
炎枝有个小侄子,小名叫三毛,当时只有四五岁,很机灵,他学着大人们跳忠字舞,唱歌。记得他唱的是:“新盖的房,雪白的墙,屋里挂着毛主席的像。贫下中农最爱您,心中升起红太阳……”三毛跑调的歌曲,夸张的舞姿,引得我们开怀大笑。
第二天吃过了早饭,炎枝母亲就安排炎枝与我回趟彭场,与我家人见个面。也许是因为她家里人态度比较肯定,炎枝显得轻松了很多,在路上话语也活泛了一些。不再是一问一答的模式,而是向我讲起了她学徒、做工的趣事;她说她堂姐(也是她师傅)把缝纫机踩板装反了,领她到别人家做上工,每次都要把人家地面挖一个洞,才能踩动缝纫机。这样,全村人家的堂屋,几乎都被她们姐妹挖的大窟小眼。我听了覚得很好笑。她也讲一些她叔叔婶婶小器吝啬的打趣事儿;还说她婶婶给她介绍了个人家,母亲不同意……她们一家人都很信任我幺姑妈,于是也相信我是一个不错的人。我一直觉得炎枝是个天真善良的女孩,我的家庭成份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我幺姑妈是不是没说透呢?我也不愿意欺骗她,就直接说了这事儿,并说:“我家成份不好,今后还要吃苦受累,受牵连的呢。”
炎枝说:“我晓得。我不怕吃苦,也不怕受累。”
简简单单的话,让人蛮感动的,我们边走边说,三江到彭场15里路,不知不觉就到了。
见过我家人后,我与炎枝的关系算是正式定下来了。当时不像现在,也没订婚仪式式,見过双方家长就算行了;也没什么彩礼,整个过程就是凭嘴巴一说,就算妥了。双方都守信用,真正的一喏千金。
说到这里,还有一段小插曲。炎枝在花古桥学徒时,婶婶曾经介绍过对象,听说姓曾,炎枝妈妈不同意。我和炎枝定下关系后,这位仁兄不知怎么知道了,耿耿于怀。竟然不怕吃亏,跑了几十里路到小口找我,说了炎枝一大堆坏话。好象是关心我、我看他居心不良,没多撘理他,他悴悻悻的走了。谁知过了几天,此君不死心,竟然又给我写了一封信,唠唠叨叨的重复些不中听的话,要我不要上当。我心中自有一杆秤,能够“上当”是我的福份,用不着与我毫不相干的人来“关心” 我。我知道那是他的“酸葡萄” 心理,也没跟炎枝说。就用这位仁兄信纸的反面,给他写了封很短的信,嘲笑和藐視了他一番,反正语言尖酸刻薄,不知这位仁兄理解否?从此没了音讯。現在囬想起来,觉得做的似乎过了点。
炎枝和我确立关系没多久,就和她的小哥小嫂一起下放到了三江对岸的新西大队务农。她不但要出工干活,还要帮小哥嫂做饭,很累。有一次我特地从小口走了20多里路到新西大队,她正在田里干活,一听说我来了,就赶紧的跑了回来,人又黑又瘦,脚上还满是泥巴。她说要给我烧饭,我哪里顾得上吃饭,就让她赶紧的洗漱一下,同我一起到了三江。后来我每次到三江,她就请假不出工陪我,也算是一个可以顺便喘息的机会。她偶尔也会来彭场,来小口看我。来的时候,我姑妈还让表妹小琼陪着,我知道姑妈传统正派,其实是让小表妹来做“卧底”,当“灯泡”。
这样我们一直交往了两年多。
在这期间,她家立刻感到了压力,她家本来成份好,但是由于炎枝和我的关系,马上就有人说,将女儿和资本家家庭结亲 ,是阶级立场不坚定,想“脚踏两条船”,将来搞个“双保险”。真是无中生有的想象,把一对年轻人的婚恋说得那么复杂,不着边的提高到吓人的政治高度。看看,这些人的“联想”功能多么的强大!只搞阶级斗争,不去研究软 件开发,真是埋没了人才!因为牵连了她家,我在内心深深感到不安和抱谦,甚至还莫名其妙的产生了一种负罪感。
炎枝在新西大队的日子非常苦,她自己生火做饭且不提,居然连个住的地方也没有。有时候与房东女儿挤挤,有时候搭个地铺,只能这样凑合。特别不适应的是农活,她以前完全没有做过,一时下陡坎,如何适应得了呢?新西大队湖田湿地多,一到秋天,这些湖田长满了蒿草芦苇,大队就把这些湖田划分给各家各户,收割晒干后可做柴禾。湖田里淤泥深,割蒿草时一眼望不到头,炎枝是生手,常常割到自己的手,鲜血直流。挑蒿草时,草头湿淋淋的很重,她无论如何也挑不上肩,虽然她当时个子较高,但年纪还小,而且没有力气,也没有经验。每次只能蹲或是跪下来先把草头放在肩上,拖到田埂上去。她在齐膝中的淤泥中移动,不是在走,而是慢慢在爬……这样一天下来,累得有气无力了。,回家后没有饭吃,没有水洗,甚至连睡的地方都不知在哪里……这是她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光。后来回忆起来,只要说到这段岁月,炎枝就忍不住鼻子发酸、泪盈满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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