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流水（34 我低俗 我粗鲁）

栀子

    到了农村一段时间了，我没受到什么“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反而入乡随俗，学了不少他们的坏毛病。

   那时候的农村没有电，没有电视，也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除了有时传来大队的广播声外，完全是原始的劳作生活。所以，男女之间的嘻笑打闹，就成了一种生活调剂。特别是那些已婚的妇女更是放荡不羁，她们在打闹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出格举止，令人目瞪口呆。比如她们捉住那些开玩笑想混水摸鱼的男人，齐心抓住男人的四肢，仰面朝天的甩起来“戽牛坑”；甚至能齐心去脱男人的裤子，吓得那些男人死死的拉住褲子，像杀猪般的嚎叫讨饶。

   妻子本来是一个胆小文静的人，后来居然也受到感染，在人的鼓动下，有时参与到这种疯闹之中。慢慢的胆子都变大了。有一次，早晨起来烧火，忽然听到柜頂上木甑里有动静，她悄悄一看，甑里面竟盘着一条一米多长的毒蛇“火三根”， 她把甄和蛇一齐端到屋外，蛇吐着红色的信子要溜掉，被我用铁锹打死。环境可以改变人，妻子过去看到蛇，不知道要嚇的跑多远。

   队里有些干部则利用手里的那些小权，给他喜欢的女人们派轻松活，以换取好感，或是占便宜，或者干脆就是搞上床。曾经有个队长，那时他就会“潜规则”，他把一个姓王的妇女搞上了，后来奸情败露，这名妇女受不了别人的叽讽，上吊自杀了。而她的丈夫竟然没勇气去找队长问一问，她家族里人为了出气，就把她尸体抬到那个嘴尖的妇女家放了一陣，算是出了气。一桩人命官司在当时就这样了了，无声无息。这队长也像没事人似的，依然故我，趾高气扬。

   只是苦了停过尸的那户人家，村里人都认为不吉利，于是掀开堂上的屋瓦，找来一头水牛，一定要白色无杂毛的，请有“杀气”壮汉，打着赤膊，套上牛，把屋內地坪耕了一遍，算是作了破解。至于是什么缘由，不得而知，据说是农村里应对此类事情的一种民间习俗。

   村子五六十户人家，大姓欺负小姓，干部欺压百姓的现象太普遍了。虽然口头上叔子伯爷的喊着，而为了鸡毛蒜皮而争吵打架的事却是屡见不鲜。开始遇到这种争吵的场面我还去看看，后来见到人都懒得动了。这也使我有了一种感觉，人不能太老实，“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我们在这里单家独姓，又是从城镇下放来的，千万不能太懦弱，否则就会没法过日子了。因为，我努力的学着他们的样子去说话，去办事，粗声大气的学着粗鲁与低俗，去与妇女们勾臂撘肩，嘻皮笑脸，并且活学活用。这些招数，很快的就派上用场了。

   有一次队里分萝卜，各家各户按人头来分，妻子带上箢箕也去了。可是去了半天不見回来， 后来人倒是回来了，可是萝卜依然没得，连菀箕也不见了。妻子眼泪汪汪的说，是记工员在那儿分萝卜，轮到她的时候，还没分呢，那记工员就说那菀箕是他的，强行的就扣下了。妻子不知怎么办，也就只得空手回来。我一听火冒三丈，那菀箕明明是我父亲一篾一丝的编出来的，怎么就成了他的了？我突然想起记工员的儿子十四五岁，没事的时候跟着父亲学编竹具，也许“徒弟” 学的太象了，记工员认错了？现在想起来，这应该是可以去说明白的事，可是我当时怒气冲天的跑到了分萝卜的菜地里，找到了记工员，指着他的脸破口大骂，（没有考虑今后他可能故意扣工分）骂他“睁眼瞎”——记工员一只眼有毛病；“脸皮麻”——他脸上有麻子；到后来他不仅把菀箕还给了我，还挑一些大个的萝卜分给我作为补偿，化解了矛盾，我也没客气，得意洋洋的班师回朝。

   还有一次挑苕籽草（紫云英，一种绿肥）撒到水田里。水田的淤泥很深，挑着重重的一担肥，行走很困难。开始我和别人一样围着田埂撒了一圈，渐渐的那水田就像人谢了顶一样，四周苕籽丰厚，中间秃着----没人愿意挑到中间去，只见得白白的水在那儿波光鳞鳞。队长看到就不高兴了，不停的数落我们。而队里有一个专门管水的人，称为“田间管理”的，那么多人，不说别人，单说我偷懒，不肯挑到水田中央去。我不服气，顶了嘴，一来二去就吵了起来。吵吵也就罢了，他却扯到了我的下放，说下放的都 怎么样怎么样，这激起了我的愤怒，我操起挑肥的“冲担”，指着他说，“你再胡说八道一句，我一冲担捣死你！”

   他以为我只是吓吓他，嘴里还在那儿喋喋不休。我心一横，把冲担对着他“嗖”的一声射了过去，冲担飞过了四五米的距离，一下子插到了他脚前地上，把他吓得一激灵，一溜烟的跑了。其实我何尝不害怕真的插到他，那可就真坏事了。后来这家伙居然和我和缓了关系，相处反而比以前融洽了。

   我们和邻居的一次打架，可以说是我在农村生涯中极端粗野低俗的代表。

   隔我们有一家，姓张，也是下放的两口子。按常理，都是同样的沦落人，理应相互照应，和睦一些才好。可是他不，总是一心想着与干部搞关系，于是把自己四五岁的女儿和队长10岁的儿子结了“娃娃亲”。他便仗着自己与队长是亲戚，有了靠山，属于“皇亲国戚”，于是除了四处赚便宜外，还显得盛气凌人，真是可悲之极。

   我们的冲突起因是一头牲畜。我们家养了一只猪，长到七八十斤的时候，不知是饲料不够，还是因为生长太快，在外溜达时常常跑到屋前菜园里乱啃一气，有时候是自己家，有时候是别人家。这在农村也很普遍，大多数人家一轰了事。俗话说，“鸡没栏管，狗没绳索”，谁也不会太追究。但是有一天，在人们都出工后，它不知怎么的跑进了张家。它居然爬上了鸡窝，把正在孵小鸡的母鸡拱飞，把已经孵了十多天的鸡蛋大嚼一頓。等到张家女人回家，发现鸡蛋惨遭不幸，不禁放声大哭起来。凭心而论，谁家遇上这种事情也不好受，那时候都穷啊。

   那女人边哭边骂，惊动了乡邻，妻子听得动静也赶过去，女人说我家的猪是“凶手”，现在猪的嘴边还残留有蛋液。妻子赶紧的赔不是，并说一定赔鸡蛋。可那女人不依，说那鸡蛋是孵了十几天的蛋，不能一赔了事。她高声骂着，从屋里骂到屋外，越骂越来劲。我见此情景，就过去既是赔理，又是劝慰的，希望她不要再骂了。可是就像火上浇油一样，一下子烧得更旺了，，我实在忍不住，说她象个泼妇一样。她不停的对我拉扯推攘，竟突如其来的给我一记耳光！

   在农村，打耳光是一件很羞辱人的事，俗话说，“揭人不揭短，打人不打脸”；何况是一个女人打男人的耳光！这在当时简直是大逆不道。周围的人见了，也纷纷指责她的不是，过了火。妻子见我受了辱，一下子愤怒起来，把我拉到一边，说：“你是男的，不要和她闹，我来！”农村里男人和女人斗，不管输赢，男人都是很掉底子的。当地俗话说“男不与女斗，鸡不和狗斗”。

   妻子一向胆小而且内向，几乎从不与人红脸。这次为了我，几乎就变了一个人似的。她个子高，冲上去一把就揪住了张家女人；那女人也不是省油的灯，抓住了妻子的衣服，扯掉了衣服上的钮扣，衣服几乎都要全部被扯下来了。妻子不知是哪里来的一股力气，像一头愤怒的母狮子，大叫一声，把女那人掀翻在地，然后跪在她身上，不让她动弹。双手一使劲，生生的把她的衣服从身上撕掉。这样两个年轻的女人都赤祼着上半身，在暮色中撕打、搏斗，上演了一场真正的、名符其实的“肉道”。围观的几个年纪大一些的妇女一齐上阵，花了好大劲才把两人拉开。

   这场战斗的结果是双方都被撕烂了衣服，挠伤了脸，抓乱了头发。张家女人把被扯烂的衣服一直晾在门前好几天，作为证据控，诉妻子的“暴行”；妻子的衣服也只得另外配上几颗扣子才能再穿。现在想起来，为了几个鸡蛋，唉，可悲啊。

   人就是这样的一种动物，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利益，都会不惜一切的去拼搏，去拼命；事后想起来，也许会觉得当时微不足道，甚至很可笑。但是当时却是那么认真的去争取，甚至去拼搏。不是身临其景，是无法体会的。

   总之，我认为自己在农村的那几年，变得不仅仅是低俗与粗鲁，还有狡猾。

   小队集体的母猪下了崽，队里人家就轮流分了喂养，每头只收两三块钱。钱虽然不多，可是猪崽有大有小，就不好分，所以就抓阄决定。一次妻子去抓了个头阄，得了那一窝猪崽中最大的一只，过秤时说是8斤。我们喜滋滋的抱回家后左看右看， 腰园体健的，怎么也不像只有8斤的猪崽。一复秤，足有13斤！原来会計看秤错了大花星。我与妻子都不吱声，心里暗喜。

   猪长得很快，可是有一个恶习，经常拱到鸡笼里去吃鸡屎，我也不知鸡粪里是不是有没完全消化的营养，总是觉得很恶心，于是就跑上去狠狠踢了一脚。不料那一脚也许正踢中了命门，猪崽立即就开始打蔫。那时猪也实行了合作医疗，如果没有经过大队兽医，猪死了是不赔的。我一见，急急忙忙的跑去找大队兽医，说猪病了。兽医来了，左看又看，半天也说不清楚是什么病，我自然也没说自己踢过。兽医搞不清病因，就随便打了一针后走了。非常感谢那一针，那一针是摧命针，还没等到他到家，猪就死了。我又急忙上了他家的门，说他把我的猪给治死了，要赔。兽医耐不过我的磨，只好写了一张证明，证明确实是他把我的猪崽给治死了。这样，我去四五里路远的石土地兽医站，领回了15块钱的合作医疗赔款。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可观的金额，足足相当于今天一个月的工资，或是农民当时3、50个劳动日工分的总和。如果不狡猾点，兽医不背点冤，我究竟要辛辛苦苦，在田地里刨多少个日子才能挣回这15块钱呢？

   说实话，一直以来我并不屑于这种小聪明。可是在那样的艰苦的岁月里，要我知礼节，讲诚信，总要吃大亏。  

   没有猪喂了，怎么办？当时队里的猪圈里还有一只最小的猪崽，拉稀，脱毛，浑身长满癞疮，气息奄奄，分给谁都不要，象个“嫌木头”，于是就留在了那里。我找队长，要求能把这只丑八怪分给我。队长爽快的一下子就答应了，作价两块钱，賒賬。妻子看我把这样一个“怪物”弄了回来，就埋怨我；我说反正不要现钱，两块钱也还便宜，死了损失不大，喂好了可是一笔收入啊。

   我立即给猪崽洗了个澡，浑身用“敌百虫”粉擦遍，还给它喂了几天四环素与土霉素（从大队医务室弄的）。这样几天下来，猪的癞疮竟然好了，也不再拉稀，慢慢的毛色也渐渐光鲜起来。周围的人知道后，觉得很神奇，不知我用什么高明的医术把这只丑八怪治好了。猪崽的病治好了之后，长得很快，居然一下子超过了它的兄弟姐妹。

   待到它长到一百多斤的时候，我们决定将它卖掉。那时候卖猪可是一件大事，只能卖到彭场的食品公司，往往都是夫妻同去，卖了钱上街，给家里大人小孩子撕点布做新衣裳。我们也和别人一样，在卖之前拼命的喂猪，不是对猪有感情，舍不得，而是想拼命的把猪喂饱喂重，想多秤得几两重。不喂也不行，因为食品公司的人在收猪时会扣掉斤两，那时农民普遍都会用这一招。至于食品公司的人扣减多少“食水”，没个定论，全凭目測手摸，也凭心情好坏，卖猪的反而没有发言权，垄断收购就是这样子。如果我们不喂，反而还吃了亏。

   我知道别人卖猪时，都是煮细米粥喂。猪因为从来没吃过如此“精细”的粮食，自然会大快耳颐，拼命的吃，把肚子撑得滚圆。但我发现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路程。大岭离彭场有三四里的水路，走船得好长时间。猪在路上就已经撒了好几次尿，重量已经大大减轻。于是我就改这种“一站式”为“渐进法”，第一步是在家时仍然用糠把猪喂饱；第二步则是再用细米粥喂，细米粥比糠可好吃多了，猪什么时候有过这待遇 ？它会不屈不挠的继续吃下去，把肚子撑得象圓鼓；第三步，在舱里放上几块红薯。纵然猪拉了撒了，仍然有东西吃，补充重量。船行一路，猪吃一路，到了食品公司，不管怎么扣秤，我总还是有点小“相赢”。

   这只别人都不要的“末把子”猪，经我们喂到了一百几十斤，卖了50多块钱。领了钱后，我与妻子在街上买了一些日用品，又一同上馆子“奢侈”了一回。我记得是点了三个菜，花了两块八，有鱼有肉的。饱歺一顿，吃得一点不剰，盘子光光的，极易清洗，我们顺便把洗碗工的事也干了一半。

   吃过饭，天色已经不早了，我们要回家了。我用竹篙撑着船，妻子坐在船仓里，船随着通顺河顺流而下，此时晚风习习，碧波荡漾，我们的小船在水面上轻轻的滑过。在夕阳淡淡的余輝中，我一边慢慢撑船，一边与妻子闲聊说笑，暂时忘却了一切劳累与烦恼，度过了难得的、悠闲而又轻松的一天。

christian

写的太好了！让我想起很多父母描述的以前下放农村的情节，不过他们的生活可比你们艰苦多了。

酷沙

拜读！
看到了好多“土话”的汉字版，哈哈哈。[s:12]

思愁

呵呵，现在很少看到这类朴实的文字了，希望楼主尽快多上传后续篇章

梦中的兔子

顶！！

小杰哥哥

好文啊，感触很深。

我只是过路人

拜读了！楼主不简单啊！

老菜鸟

不知道生命的尊严和主存的无奈那个更重要

何处惹尘埃

每期必读，写的太真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