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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2-22 10: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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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俄勒冈报》的摄影记者威廉·墨菲就遭遇过这样的困惑。1982年2月,当他驱车经过一座大桥时见到一对男女在扭斗,新闻记者的本能迫使他停下来摆好相机。他总共拍了三张图片:第一张是该女性阻止男性跳河;第二张是一骑车男子经过扭斗现场附近;第三张是该男子正在跳河的照片。
照片刊登后,愤怒的声讨像潮水一样涌来。一名费城女子指责“新闻伦理没有指出救人性命第一,新闻报道第二吗”?一位男子写道:“他为了拍到好照片,就让一个人死了。”
同样引发“职业与伦理”争议的还有拍摄过《饥饿的苏丹》的南非“自由记者”凯文·卡特。
1993年的一天,正在苏丹采访的卡特用相机记录下这样一幕:一个瘦弱的小女孩奄奄一息,瘫卧在地上,无力移动自己的身体。在她身后,一只秃鹫虎视眈眈、伺机扑上前来……当年3月26日,该照片被刊登在《纽约时报》上,后来很快传遍世界,1994年获得普利策新闻奖。
这张照片在引起全世界对非洲难民关注的同时,也招来一些质疑声和批评声。佛罗里达一个记者撰文称卡特是“踩在小女孩的尸体上得了普利策奖”。卡特则辩解道:“当我把镜头对准这一切时,我心里说,‘上帝啊!’可我必须先工作。”
在坚持报道新闻和实施人道主义援助之间,卡特们选择了新闻专业主义。在他们看来,当面对战争、动乱等大的灾难时,记者个体现场的任何努力,都比不上向世界报道真相更有意义。
当然,也有些记者选择了后者。1998年2月,美国俄亥俄州的《莱马新闻报》记者克里斯·德维特在公路上偶遇一起车祸时“先做了应该做的,才拿起相机”;2006年,中国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23岁的记者曹爱文,在一次采访落水少女的报道现场,她不是先去采访,而是挺身而出,趴在女孩身上做人工呼吸。
许多工作在第一线的新闻摄影从业人员都认为:在新闻现场,应先按自己的直觉,拍下有价值的影像,发表时再去考虑伦理道德的问题。著名新闻摄影教育家罗伯特·基尔卡在纽约希拉丘斯大学讲授“图片编辑”课程时就指导学生:“先拍下,再考虑;没拍下,也无从考虑。”
1972年,当时身为美联社摄影记者的黄功吾在拍下著名的被燃烧弹击中而奔跑的女孩照片(《战火中的女孩》)之后,立即将小女孩送入了医院。照片上的潘金淑全身赤裸,而且被严重烧伤,她一边跑一边撕掉身上正在燃烧的衣服。后来照片刊出,黄功吾也因此得了普利策奖。当年的评论称,这张照片在激起人们对战争的反感方面,甚至对越战的早日结束起到的作用可能比一百小时的电视广播节目还要大。
普利策的选择
纽约“地铁撞人”的照片在中国国内也引发了有关媒体伦理的广泛讨论。一份有4349人参与的相关网络调查显示,有多达3595名网民认为“摄影师应放弃拍摄救人为先”,支持摄影师的只有241人。
这个结果似乎也印证了美国新闻摄影师协会前会长威廉·桑德斯说过的话:“你首先是人类的一份子,其次才是新闻工作者”。而事实上,关于新闻专业与伦理道德,西方媒体很早就意识到这对矛盾的存在。
19世纪初期,随着商业报刊的兴起和新闻竞争的激烈,西方一些报刊为了吸引眼球和广告客户,不惜捏造假新闻和传播凶杀、抢劫、色情及揭人隐私、毁人名誉的刺激性内容,在现代报业史上留下了肮脏的一页。
这很快引起了媒介和社会上有识之士的反思。1904年美国报人普利策在《北美评论》上发表文章,主张报人“对于本身所接触的问题具有准确的知识和最诚挚的道德责任感,应以服务社会增进公益为目的,不应屈从于商业利益或追求个人权利”。之后,新闻伦理的概念便发展起来,媒体工作者们也开始以此约束自己的行为。
以“枪毙越共”嬴得1969年荷赛和普利策奖的美国著名摄影记者爱迪·亚当斯,就曾在战地采访时放弃了一次拍摄机会,当时,他是美联社驻越南的战地摄影记者。“在一次随军采访中,子弹在头顶飞舞,炮弹在不远处爆炸,周围都是死伤的士兵。我突然看到离我5英尺远一位年仅18岁的海军陆战队队员的娃娃脸上充满了我从未见过的恐惧。我拿起相机,试图拍照,我最少试了三次,但最终也未能按下快门。”他意识到自己也像那个孩子一样对死亡充满了恐惧,最终没有把这样一张“充满了对死亡的恐惧的脸”展示给全世界。
然而,国家摄影记者协会的职业规范却警告摄影记者不要“试图改变或影响正在发生的事件”。担任国家摄影记者协会道德委员会主席超过15年的朗与之观点相悖,“你的生活总归是要为一定的价值观所指引,”他说,“我不会去追求所谓的体现‘终极要义’的图片新闻。摄影记者是一份高尚的职业,但我会用其他方式来体现这份高尚。”
事实上,随着越来越多的摄影者因为捕捉了人类的苦难和人性的罪恶而获得荣誉,他们也常常因为无法摆脱良心的责难而痛苦不堪。《饥饿的苏丹》作者卡特1994年获奖后不久,就在约翰内斯堡的一辆汽车里自杀,年仅33岁。他留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真的,真的对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远远超过了欢乐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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