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公益时报：慈善阴影何时褪去？

叔孙仲通 · 发表于 2007-9-14 23:53:00

一场世界性的慈善大潮正在全球蔓延，而当这股潮流开始在中国大地涌动的时候，却出现了阴影。有人愕然愤然，有人疑惑不解。 物无至真至纯，事无尽善尽美，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捐赠救助事业起步较晚，可以说公益慈善事业还处于鱼龙混杂阶段，然而这项事业容不得拿这样的借口免责。 这项事业是凝结了无数爱心的事业，它不仅聚合成为万众瞩目的灼热焦点，也荷负着完成爱心对接实现救助的使命，它理当有一个纯净的运作环境和成长空间。 但是阴影依然存在，当索捐、不感恩等现象露出苗头，立即引起一场关于受助者道德讨论的大风波，慈善事业再次曝晒在公众面前。 不过值得欣喜的是，曝晒本来就是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必要手段，当公众慈善意识的觉醒逼迫捐赠环节开始曝晒，说明公益机构的生命力开始面临新生。当公众质疑NGO的公信力，其公信力反而在改革中获得空前高涨，当公众质疑受赠者道德，正是对社会道德的一种净化。 一个私人劝募行动的尴尬收场■ 本报记者程芬 这是记者亲眼见证的故事。 主角是两个人：一个是“热心”的山东小伙子，22岁，曾经是物流公司的司机，我们暂且叫他“小东”；另外一个是白血病患者的家长，42岁，吉林省农民，化名“老吉”。 开始，小东只是老吉女儿的捐款人；后来，小东向老吉要了一些病情材料四处募捐，最后无果，老吉怀疑有诈，两人不欢而散。 小东到底有没有募到钱？这件秘密也许只有天知道。但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足以呈现私人劝募的随意性和这种随意性带来的令人意料不到的心灵伤害。缘起： 一个父亲的求助电话 2007年4月8日，星期天，记者第一次接到这位老吉的电话：“程老师，我求你救救我的女儿，她得了白血病……” 一听到“白血病”三个字，记者马上打消了反问“你怎么弄到我的手机号码”的念头，小心翼翼地询问详细情况。 通话大致持续了十多分钟，归纳起来，主要内容是：女儿在中华骨髓库配型成功，但是治病几年，他已经负债累累，根本拿不出30多万元的骨髓移植手术，因此希望通过媒体呼吁社会好心人士捐款。 现在这样的求助者特别多，媒体呼吁了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然而面对这位父亲的哀求，记者只能表示尽力而为。 4月11日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北京西四环外的某血液专科医院，见到了老吉和她的女儿。那是一个聪慧文静的女孩，头发齐耳，眼睛挺大，眼神幽幽的有些忧郁，让人联想到青春文学和漫画故事里总是叫人心疼的女主角。 老吉说，03年非典期间，女儿就被诊断出白血病住进省城的医院。骨髓或脐血移植通常是彻底治疗白血病最好的办法。老吉夫妇决定再生个孩子提供脐血。 2005年3月，老吉的儿子在北京出生了，脐血检测却显示，他不能救姐姐的命。 一扇希望之门被关上了。 所幸的是，另一扇门正在悄悄开启。2005年底，女儿在中华骨髓库配型，找到了两个合适的捐献者。 “10万个配型里，才有一两对能配成功啊。”老吉觉得希望似乎就在眼前，但是30万元的费用到哪里去找？ 他本能地想到了媒体，四处打电话。

叔孙仲通 · 发表于 2007-9-14 23:54:00

无奈！ 一个白血病家庭的典型困境 从03年开始，老吉就找过老家的学校和民政局、慈善总会和红十字会。大部分都给过几千元的资助。近两年，新农村合作医疗也为女儿报销了1.5万元医药费。但是，这个数字在“白血病”面前只是杯水车薪，远远不能解决问题。 “政府说，剩下的事情，只能找社会。” 于是，老吉想到了媒体，也感受到了媒体的影响力。2005年，妻子在北京住院待产期间，这个现实版的“血玲珑”经首都的媒体报道，引起了社会的关注，陆陆续续有人向这家人伸出援助之手。老吉说，那段时间，他共收到3.6万多元捐款。 吉林省的媒体也为老吉的女儿发起过募捐活动，“前后大概有5万多元。我都有详细的记录，放在老家了。” 但是，这些凝聚着众人爱心的善款只能暂缓燃眉之急。女儿还是不能进行系统治疗，只能靠输血来维持生命。2006年，检查结果表示情况有所好转，老吉就带着女儿回家吃中药，8个多月没有化疗。不久，女儿脸色苍白，再次住院。今年3月22日，老吉带着女儿来到北京，一面求医，一面四处打听求助消息。 几天后，老吉向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小天使基金”提交了资助申请书。“小天使基金”是我国第一个救助白血病儿童的专项基金，已经帮助过200多位儿童。但是中国有200万白血病儿童，资助机会“僧多粥少”，他不知道自己的女儿何时才能等到机会——就算得到了救助，救助金一般也只有2万，这个数字离30万太遥远了！ 老吉想学孙靖卖器官救孩子。那位父亲为了挽救患白血病的儿子，服药自杀，留下遗书希望器官受捐者帮助儿子。后来这位父亲被医生抢救了，他的伟大父爱感动了很多人。 3月下旬，老吉到北京好几个大医院询问哪里可以卖肾。协和医院肾脏科的一位医生告诉他卖器官是违法的，还说“现在肾值不了多少钱，你是一家之主，你倒下了，谁来照顾孩子？” 卖器官的事不了了之，老吉觉得只剩媒体报道呼吁社会捐助这条路了。疑惑： 一个陌生人的“非常”热心 4月11日，记者准备向老吉告辞的时候，他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称一会儿过来看看孩子，捐点钱。 记者便和老吉一起等这位捐助人。4点多，一个身高1米6左右、体型偏瘦、20岁出头的小伙子和一位年龄相当的女孩出现在病房外。 小伙子就是小东，女孩是他的女朋友。小东说自己以前在车祸中得到别人的帮助，4月9日晚从北京电视台的节目中看到老吉女儿的故事后，特意从武汉赶来看看能否帮上忙。 “我有经验。在武汉的时候，一个朋友得了白血病，我们帮她募了不少钱。” 小东说着，拿出一篇题为《大学校园生死恋人，累倒无力想吻你》的复印文章，是《知音》杂志上登载的故事：长江大学大四女生董莹患急性白血病，需40万元做骨髓移植手术。她的男友李小刚四处求助无门后，挥泪走上了艰难的筹款自救不归路，从荆门、荆州到武汉，他在三座城市之间风雨兼程，一路孤独，与死神展开了一场殊死赛跑。短短4个多月，他在朋友的帮助下奇迹般地募集到了40万元巨款。脆弱的董莹也在“爱情魔力”的感召下，逐步刚强地穿越死亡之谷—— 小东塞给老吉两三张百元钞票，老吉躬身说“谢谢”。 “我们可以找保险公司和红十字会、媒体，看看能不能帮忙。”小东对老吉说，“也可以在大学和王府井搞募捐活动。” 老吉眼眶湿润，一个劲地说“谢谢”。 几十分钟后，记者与小东及其女友一起离开医院。一路上，他还在兴奋地讨论着募款计划。记者提醒他，从法律意义上说，这种自发的募捐活动并不合法，最好找一个正规的慈善机构合作。否则，人们不会相信他。 “那么多大老板，总有人会答应帮忙的。你说是吧，姐？” 小东嘴巴很甜，像刚涉足社会的孩子。 后来，小东介绍，他生于1985年，家在山东，在武汉当了几年司机，后来出了车祸，目前没有正式的工作。他说，“我家就我一个儿子，条件挺好，父母不指望我挣什么钱。”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小东常与记者联系，说募款活动的想法和进展。 “姐，我跟朋友说了，他们答应找大学生帮忙——” “我托人去武汉红十字会问了，他们不管外地的事。” “姐，我在沈阳呢！跑了一天，没有人相信我。” 这些结果，基本都在记者的预料中，记者也曾提醒过小东。但是他热心未减，不说放弃。 意外！一个不欢而散的爱心结局 转眼到了六月下旬，一天深夜，小东来电：“姐，老吉要我还他的资料，那个诊断证明找不到了，他跟我急……” 听了半天，记者才搞清楚事情的缘由：小东募款，让老吉提供了病情诊断书、病历和孩子家庭情况的一些相关资料。前两天，老吉询问募款进展。小东说他没有收钱，老吉表示怀疑，要求小东归还所有的募捐证明。 “募捐的时候，人家不相信，我提供了老吉的电话。后来可能真有人电话联系他。有两天，他的电话出了问题，我怕人家联系不上他，还让我女朋友弄了个二手手机送给他。可是那些打电话的后来没了下文，他怀疑那些钱到了我手里。” “姐，你说我气不气啊？以后再也不管这种事了！” 这是小东与记者的最后一次联系。那时候，他说自己在吉林一个亲戚的超市里工作。 这5个月来，老吉还陪女儿住在那家医院里，一边化疗稳定病情，一边想办法筹钱准备做移植手术。来京已近半年，女儿备受折磨，“大腿比我的胳膊还细”。老吉自己也疲惫不堪，“站着都能睡着。” 当记者问及小东筹款的情况，老吉叹口气，“这个人呀，我真的不想说什么——” 沉默数秒，老吉又说：“有次他给我打电话，说只弄到一点点钱。后来，我问他要，他说一点钱都没有！他被警察带进去了，他说他是我家亲戚！” 记者问：“你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当地红十字会的人打电话跟我证实过！我女儿的事，吉林很多人都是知道的。” 老吉无奈又伤心地说：“钱是别人的，人家愿意捐就捐，我没办法。这件事，唉！他说一个星期之内把资料还给我，现在已经两三个月了，我还没有收到。这些资料，对我和孩子很重要——”顿了顿，老吉补充了一句：“对别人，也可能重要。” 记者无言。谁是，谁非？一些细节，由于小东的手机“无法提供服务”而无从考证。这些问题的论证也许不重要，但是，它让一场源于爱心的行动在尴尬中草草收场，这对初级阶段的中国公益和小心翼翼、顾虑重重的行动者来说，已经留下了不可忽视的阴影！ 提示：老吉仍在坚持不懈地为女儿治疗筹款，如果读者想帮助他，可以致电本报（010-65953695-0）获取他的联系方式。但是本报提醒所有爱心人士：你可以直接捐助老吉本人，也可以通过小天使基金的账号定向资助他的女儿。

叔孙仲通 · 发表于 2007-9-14 23:54:00

感恩之心需要自我激扬
 实现公益捐助是一个由捐赠者、公益机构和受赠者组合的和谐链条，无论厚助薄助或者仅仅是一句帮助别人的暖心话，捐赠人理智的状态是淡看期望不做“上帝”，无论主动被动无论接受怎样的帮扶，受助者健康的状态是学会感恩笑迎人生。本报记者宋扬 救助弱者，本来就是要实现人人平等享受社会公平，但是在捐赠人帮助弱势群体的时候，到底应该如何摆正心态，已经成为捐赠链条中所有人包括社会上大多数人开始关心的问题。记者就此采访了格桑花助学组织中的捐赠人、一名受资助的大学生和中国扶贫基金会，他们的声音或可为健康的公益态度作一个有益注解。捐助人： 做上帝还是期待张张笑脸 格桑花助学组织曾经遇到这样一件事，有个捐助人找到义工惠峰，表示希望捐助一个成绩优秀、特别懂事、长得比较漂亮的小学女孩。惠峰说格桑花一贯不提供孩子的相貌供捐助人选择，只有认捐过后才提供照片。对于小学生不提供成绩，孩子还小，可塑性大，并且九年义务教育阶段，不论孩子是否懂事、学习成绩如何都有受教育的权利。那个捐助人生气了，说：“我捐了钱，你们就应该有对待上帝一样的服务意识！”惠峰没好气地对她说：“要不我给你家小孩200元，你也把我当作上帝一样？” 这个捐助人并不能代表所有的捐助人，大部分人不会因为捐钱而自恃为上帝，也不会有特别的期待。 薪玲在一家网站上班，由于工作的缘故，经常会去外地出差，也去过许多偏远的、贫困的地方。在置身于那些贫困家庭中，薪玲会情不自禁地想要帮忙，有时就直接塞钱给贫困者。此外，她也常常通过公益组织捐钱、捐物给需要帮助的人。 当问到是否期待受助人和她联系，表示感谢？“没有。”薪玲回答得很自然，她说，自己完全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对于薪玲来说，帮助别人的事情，做了就做了，没有任何期待。受助人： 我应该感恩，也应被尊重 冉力省曾是一位受资助的大学生。在宁夏大学学习期间，通过“新长城”项目得到资助。资助方是一家公司。冉力省收到捐助款后，写信给这家公司表示感谢，同时，谈了自己学习、生活的情况。他没有收到回信，但写信的习惯一直持续了下去。“我觉得我有义务、有责任这样做。”冉力省说，“学校里接受‘新长城’资助的同学，绝大部分和捐助人都有联系，一些人和受助人书信往来很频繁。” “新长城”工作人员也表示，根据抽查的结果，绝大多数“新长城”的受助学生都曾给捐赠人写信。 小吴是一个大三学生，目前受某个公益组织资助。记者找到她时，她要求不要写真实姓名。“要是资助方看见我说的话，肯定说我没感恩之心。”小吴说，她曾被拉到捐赠仪式上，按要求说那些感谢捐助人的话，表态要努力学习。 当时她哭了，“那不是感动的泪，而是屈辱的眼泪。” “我在台下，仰着头，看着捐助人。他们在高高的台上俯视着我，表示爱心。然后，我上台，在刺眼的灯光下接过钱，无数的照相机对着我，每一张照片都写着我是弱者。他们是帮助了我，我应该感谢他们，可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们。”小吴说，她需要被尊重。

叔孙仲通 · 发表于 2007-9-14 23:54:00

公益组织： 要做的不仅仅是筹钱 许多人，把钱和物品交到捐助人手中时，没有期待千恩万谢的话语，期待的只是受助人的张张笑脸。但对于公益组织来说，却要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捐助人知道自己的钱得偿所用，这是捐助人的权利。 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新长城项目向贫困大学生提供资助，特色是“一对一”，即每个捐助人都捐助一个特定的人。“新长城”要求受助人在领到资助款后写信给捐助人。 一方面，让捐助人知道自己的捐款用到了哪里，同时，通过书信的往来，捐助人丰富的阅历也可以给正在上大学的学生们解疑释惑。另一方面，捐助人收到受助人的信，也会增加对公益组织的信任，持续地进行捐助，甚至捐助更多的人。 格桑花也同样要求受助的学生给捐助人写信，最初，作为一个网络助学组织，让捐助人收到受助人的信，也是展示公信力的一种必要举措。 因为格桑花资助的孩子，大部分在青海、西藏，低年级的孩子用汉字写信可能有困难，所以格桑花只要求高年级的受助者写信给捐助人表示感谢。同时要求捐助人给孩子们写信时最好附上信封和邮票，以免增加受助人的经济负担。 “但我们绝对没有勉强孩子们写信，我们知道，不写信给捐助人绝不代表他们不感恩。”格桑花义工洪波说。 再筹集更多的钱，帮助更多的贫困者同时，公益组织要做的，还包括理顺捐助人和受助人关系，关注到受助人的心理。 冉力省表示受助人需要多一些和捐助人见面、交流的机会，而不仅是捐赠仪式上的接触。而对于捐助人，不是简单的一捐了事，不是高高地坐在主席台上表达自己的助人之心，多一些和受助人的接触，那么和受助人的距离，必然会拉进一层，也会更容易体会到受助人的“感恩之心”。而这之间的工作，就是公益组织努力的方向。链接近期慈善风波盘点 ●在深圳打工的山西女孩郭小娟不幸患脑瘤。众网友两次为其上街募捐，筹得善款15万元。组织者与小娟口头协议，剩下的钱要捐给其他更需要帮助的人。可是，手术成功后，小娟把剩下的10万元善款带回了山西老家……（《南方都市报》，8月8日） ●四年前，重庆万州贫家学子段霖夏考上了北大研究生，收到了数万捐款。四年后，当年的资助者之一李富华发现，段霖夏4年只修完1门课程，并已退学失去联系，感觉善心被骗，将其告上法庭。（《新京报》 8月15日） ●刚刚考入大学的毛青，在得到河南省慈善总会“爱心接力慈善助学基金”时，签订了一份“道德协议”。协议规定，毛青毕业后，在不影响正常生活的情况下，要回捐不少于受助数目的慈善资金。（《河南商报》 8月23日） ●因受助一年多，没有主动给资助者打过一次电话、写过一封信，更没有一句感谢的话，湖北襄樊几名受助大学生被取消继续受助资格。（《楚天都市报》 8月23日） ●一位大连妇女在向青岛慈善人士王明殿索捐无望之后，守在王明殿的小饭馆前声嘶力竭地哭喊着责骂着。王明殿因“热心慈善”被报道后，2007年以来已有138人上门“索捐”，最多的一天达到了12名，最远的来自宁夏回族自治区。 （《中国青年报》 8月27日） ●影视明星温兆伦来到四川广安，为身患白血病的4岁广安女孩吴韩筹集医疗费发出“爱心动员令”。之后，温兆伦第一个向捐款箱里投进红包。“令人大跌眼镜的是，5个红包中，最高金额为150元。”有人借此认为“巨星”温兆伦太小气，没胸怀。（《华西都市报》 8月27日） ●山西省希望工程办公室在“圆梦行动”资助行动中，发现今年上报待助的2200余名贫困生中，有75人属于重复受助，有57人回校复读。希望工程办宣布取消这132名学生的受助资格，并联合其他开展资助行动的单位共同杜绝重复受助现象发生。（《中国青年报》 8月31日） ●7月，南京一位老太太将青年彭宇告上法庭，称他撞倒自己，要求其赔偿十几万元的损失。彭宇则称自己是好心帮助那位老太太，却反被诬。法官在老太太并没有拿出有力证据的情况下，“从常理分析，他与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较大”，于是裁定彭宇补偿原告40%的损失，即45876元。 （南方网 9月6日）

叔孙仲通 · 发表于 2007-9-14 23:55:00

现代慈善：必须规范 “八分斋”再次站到了舆论漩涡的风口浪尖。 之所以说“再次”，是因为有个非同寻常的“首次”：两年前，大三女生陈易在网络上发出一封“卖身救母”信，很快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超过10万元的捐款。同时，来自各界的质疑将母女卷入漩涡。“八分斋”以独立调查人的身份将这个网络慈善口水战推向高潮。争执以陈易母亲的过世戛然而止。不久，陈易将捐款余额捐出，为这起风波画上了一个苦涩的句号。 哪料一波刚平，一波又起。8月上旬，《南方都市报》报道的“郭小娟事件”又将“八分斋”带回了公众视野。这一次，“八分斋”的角色是募捐活动组织者，两次街头募捐为患脑瘤的山西女孩郭小娟筹得善款15万元。但是受助人结束手术后没有将余款转赠，而是带着10万元回到老家养病。“八分斋”带着媒体千里追善款，追到了郭小娟的山西老家…… 调查“卖身救母”的时候，“八分斋”就在各大媒体频频露脸，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中国民间慈善事业向着正规化的方向发展。而如今，倡导人们“用规范方式表达爱”的“八分斋”自己却栽在“不规范”的个人募捐上。 一个天大的玩笑。 我们不禁反问：规范化的慈善捐助，到底有多难？■ 本报记者程芬当爱心变成伤害，民间捐助何去何从？ 我觉得我这条命是大家的，但是我要做到有尊严，对吧？ 怎么让你没有尊严了呢？ 这件事情真的我觉得对和错，我很难说，这就是。 你觉得从头到尾我害过你吗？ 不是说害。 我害过你吗？ 我不想再说下去了。 上面的对话，是电视节目呈现的“八分斋”追要善款时的情景。 显然，“八分斋”很愤怒，郭小娟也很伤心。 三个月以前，她还在暴雨中的募捐现场对摄像机说“那一刻很幸福”。而现在，面对纷至沓来的媒体，她茫然地表示：“所有美好的东西都被毁掉了。” 令人遗憾的是，深受“爱的伤害”的，还大有人在。 8月下旬的一个早晨，湖北省襄樊市总工会女工部部长周华玲刚上班，就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是一个贫困大学生的家长，说要把资助的钱退回来。 这个电话的背景是：在襄樊市总工会和市女企业家协会共同推出的“金秋助学”活动中，3个资助人以受助学生不主动联系汇报情况、不懂感恩为由拒绝继续提供资助。 “双方在感情上都受到了伤害”，周华玲面露无奈：“一场爱心活动得到这样的结局，没想到。” 没想到。大家都没有想到。爱心就像一只易碎的玻璃杯，一点“意外”便让感动变作了伤害。 问题出现在哪里？ 表面上看，“八分斋”和郭小娟反目为仇的关键，是前者“救穷不救急”，手术结束后被捐助人应该转赠剩余善款；而后者认为“救人救到底”，自己三个月以后还需要复查，要待完全康复以后方可交出这笔钱。 “八分斋”虽然气势汹汹追款追到了郭小娟的老家，但是他却不能做到“理直气壮”。律师告诉他，这笔已经存入郭小娟银行账户的善款，就是郭小娟的个人财产，将受到法律的保护。 更让“八分斋”尴尬的是，严格地说，他和网友自发组织的募捐活动本身就是违规的。他不仅没有权力和受助者签定协议，也无法对善款的使用进行监督。 在网络日益发达的今天，由网络等媒体发起社会的自发募捐活动仍会时有出现。对于公益活动的组织者和参与其中的公益媒体、网络，怎样才能让这种自发捐助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未来法律的完善尚需时日。”知名公益律师梁枫说，“在暂不苛求外部环境的同时，我们似乎更应该从自身着手，审慎从事，加强相关信息的审查、监管及流程的规范。凡事未雨绸缪、防范于未然，也许才可以最大限度上把‘好事’做好。”没有尊严，公益捐助注定没有未来 因为“郭小娟事件”，八分斋他们一直在开展的慈善捐助活动不得不暂时停了下来。有人说，郭小娟的行为给参与捐助活动的网友造成了很大伤害，也对以后的捐助活动产生了恶劣影响，“可说是间接剥夺了其他人求生的机会。” 在捐助进行中，郭小娟多次表示愿意把余款捐出，还说过“病好了要参与此类活动，回报社会”的话。但是手术之后，在捐余款的事情上，她含糊起来。 为什么她的态度，前后判若两人？仅仅是郭小娟不守信用、出尔反尔这么简单吗？ 从电视专题节目中，记者发现，郭小娟和八分斋等人的关系，在回深圳的第二天急转直下。这种转折，与一句表达不甚妥当的话有关。 “下午，大哥跑过来跟我说，这笔钱你一分钱都拿不走。”郭小娟说：“你一分钱都拿不走！他以为我要带走这笔钱！对，如果我想带走，干嘛回深圳？直接回山西、隐姓埋名好了，谁都找不到我！” 接下来，八分斋和郭小娟的老乡一直在争论给郭小娟留1万元还是3万元康复费用。 他们的争论还没有结果，郭小娟就带着10万元存折踏上了开往老家山西省祁县的火车。上车后，她给八分斋发短信说，如果3个月后医生确认她的病不会复发，她就把剩余的善款捐出来。 如果说在“郭小娟事件”中，“尊严”只是一个偶然的导火索，那么，对“感恩”事件的讨论更显示了受助人对“尊严”的渴望。 襄樊市总工会九年资助了几百个学生，写给总工会的信就只有四封。去年，工会给每位学生和家长发了一封信，让他们多与女企业家沟通，多汇报思想和学习情况，还与女企业家协会一起煞费苦心地编排《感恩的心》，让大学生和企业家同台跳舞。 周华玲说：“当时的情景挺感人的，但不知道学生融入到这种气氛中没有。”而襄樊市女企业家协会会长宋爱洁告诉央视记者：“50%的学生都低着头，感觉是一个耻辱的事情。” 对受助大学生的采访印证了宋爱洁的分析。大二学生小方在“正面对镜头还是背面对镜头”这个问题上思考了数十分钟。他觉得“背面，太对不起资助自己的人了。”但是正面的话，又担心会被同学嘲笑。最后，在哥哥和妈妈的建议下，小方用一副“豁出去”的神态说：“算了吧，来正面，我顶得住。” 女生小李则明确表示不希望自己的形象出现在电视上。她说，双方只在捐赠现场有一面之交，没有太多的了解，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给被资助者打电话，就怕他们误会又来要钱了。从开始慢慢地避讳，到后来一次又一次的放弃，就长时间没有写信打电话了。” 问题出现在哪里呢？ “这种捐助直接把个人和个人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这两个人以前是素不相识的，突然之间要变成一种很热烈的关系是需要有过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唐钧说：“慈善是好心，做好事，但是你不应该建立太直接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联系。” 著名的媒体评论员梁宏达对贫困生未能主动联系捐助人的心态表示理解。“打个比方，如果我欠你的钱，在我还钱之前是不愿意见到你的。因为我觉得低你一等。另外，高校目前的风气是以花家长的钱为荣，贫困家庭是要被指点议论的，所以有人把贫穷当作一种耻辱。” 襄樊律师协会负责人朱成慧是一个有7年捐助历史的资助者，基本没有保持联系的受助者，她自己也没有主动跟孩子们联系。开始，她“觉得我有一个知情权，他们有义务跟我说。”后来，她的态度有了一些改变：“双方应该建立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我应该从主观上去检查自己。还希望学生能坦然接受捐助，同时说声谢谢。”

叔孙仲通 · 发表于 2007-9-14 23:55:00

现代慈善不必“面对面” “金秋助学”采取一对一的帮扶形式，工会只是搭桥。周华玲说，“帮不帮助，企业家自己说了算，工会无权干涉。” 按照这种解释，“金秋助学”的本质仍然是个人对个人的慈善模式。 “个人对个人的慈善行为成本大、风险高。”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社会政策研究所主任杨团说，不管是感恩事件、小娟事件，还是重庆万州李富华和山东青岛王明殿被索捐的事件，都说明了这个问题。 “因为对受捐人的经济状况进行调查、对资金进行管理、对受捐人接受捐赠以后的行为的监督，都是仅凭个人之力很难做到的。所以，要成立NGO组织，要用组织化、制度化的方式来化解成本。”杨团说。 社会对重症病人的救助，常常面临“八分斋”式的尴尬，即善款如何监管、余款归谁所有。 成都晚报记者傅艳为这类救助开创了一条可供推广的经验。2005年，傅艳采写的《８岁女孩安排自己后事》引起全球关注，多位读者咨询文中小女孩佘艳的捐款方式。傅艳没有使用孩子家长的个人账户，而是让爱心人士将款项汇到成都市红十字会“儿童白血病专项救助资金”的账号上，汇款人只须注明“佘艳专项救助资金”。 10余天时间，“佘艳专项救助资金”收到的捐款超过70万元。后来佘艳因病去世，剩余近60万元转给了10个已濒临死亡的贫困重病孩子，这些孩子都获得了新生的机会。 不久，傅艳成立工作室并通过成都慈善会设立“傅艳工作室专项账号”。到2006年11月，傅艳就通过工作室募集近200万元善款，挽救了40多个贫困白血病儿童的生命。这项工程还在持续进行着，范围也在根据需要扩大，还促使成都市有关部门为近200万少年儿童搭建起了基本医疗保障体系。 “理想的捐助形态是高度组织化的捐赠。”著名新闻评论员梁宏达认为，“捐完了钱，相信这个社会的诚信度，不问钱到哪里去了。受助者接到钱也不必管这个钱从哪里来。等我有能力了，再把这份爱心传递给其他人。” “不要只是盯着某几个政策的缺陷不放，为什么不想想如何另辟蹊径呢？”杨团建议人们抛弃“个人对个人”的“行善”方式，寻求“机构对个人”的捐助机制，同时戒掉“政策依赖症”。 她说，现行法律还有很大的空间没有被利用起来。“比如，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200万元即可成立非公募基金会。只要能找到主管部门，几个人联合起来成立一个非公募基金会的难度实际上不是很大。”渴望组织，渴望规范 “八分斋”和小娟的关系陷入僵局后，许多人责怪八分斋为什么要直接把钱存入郭小娟的账户而没成立一个合法的机构来管理善款的使用。 “如果我们都整装待发，然后觉得万事俱备，那算了，很多人都已经死掉了。”多年来已经习惯了松散、自由的慈善活动的“八分斋”一面反思，一面也觉冤枉。 实际上，早在陈易“卖身救母”风波后，他就曾感叹希望有一个机构，对民间个人捐款进行监管，定期公布账目，最大化地透明化公开化，“这样当事人就不会再受到类似伤害了。” 而实际情况是，中国目前的民间慈善机构非常弱小。截至2004年底，中国慈善机构获得捐助总额约50亿元人民币，仅相当于中国2004年GDP的0.05%，而美国同类数字为2.17%，英国为0.88%，加拿大为0.77%。 八分斋在参与组织网络救助的时候，发现许多具体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比如，有的受助者得到的捐助超出了所需，而有的人却得不到足够的救济。在捐助者和受助者之间，没有一个中介组织起到蓄水池的作用，没有办法调节捐款以使捐赠到达最需要的人的手里。” 很多人都明白，只有成立一个有合法地位的慈善机构，才能帮助更多的人。然而，成立一个机构不是那么容易的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实施细则》明确规定，必须有固定的办公场所，有合法的收入来源，找到了一个业务主管单位，才能申请注册社团。 婆婆难找。但是自发募捐屡屡碰壁后，八分斋已经在着手走“组织化”的救助道路。8月中旬，他一方面与南山飞狐以及众多媒体北上山西讨伐小娟，一方面向深圳民政局递交材料申请成立爱心特区慈善会。

维常之华 · 发表于 2012-12-4 19:30:02

过程要公开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