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有美堂记》的启示

叔孙仲通

宜昌至喜亭。网络图片

欧阳修的《有美堂记》是千古传诵的古文名篇。有美堂在杭州，是曾任杭州知州的梅挚为感激宋仁宗赐诗而建的一处带纪念性的建筑。宋仁宗诗云:“地有吴山美，东南第一州”,有美堂即由此句得名。梅挚离开杭州到金陵任职以后还是很牵挂有美堂，先后六七次差人到开封请欧阳修撰写碑记，于是有了这篇文章。此文表面上是谈有美堂，重点实在阐明作者自己的人生观，文中宏论非常值得我们今人思考、借鉴。
且看这两节。
“夫举天下之至美与其乐，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穷山水登临之美者，必之乎宽闲之野、寂寞之乡而后得焉。览人物之盛丽，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据乎四达之冲、舟车之会而后足焉。盖彼放心于物外，而此娱意于繁华，二者各有适焉。
“今夫所谓罗浮、天台、衡岳、庐阜，洞庭之广，三峡之险，号为东南奇伟秀绝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潜之士、穷愁放逐之臣之所乐也。”
好一个“幽潜之士、穷愁放逐之臣之所乐也”！奇伟秀绝的山水美景，乃皆在乎宽闲之野、寂寞之乡。这些地方条件恶劣，交通闭塞，士林中人轻易难得到此。能来的，除了不求闻达的幽潜之士，可能就是“穷愁放逐之臣”了。欧阳修本人身在宦海，他重点所指当在 “穷愁放逐之臣”。看来只有在人生不得意时才有机会亲近天下至美之景。然而此时景虽美，人不乐。穷愁放逐，虽有美景在前，又能如何？所谓“乐”是暂时的，穷愁才是长期的。此景正如此人，同是投闲置散，“同是天涯沦落人”，说是乐，那也是自我解嘲吧。
不过，人生有两面，换个角度看，被放逐到宽闲寂寞之地，成为宽闲寂寞之人，还真是一乐。投置闲散，无案牍之劳形，此宽闲也，若在京城位高权重日理万机，何来此宽闲？寂寞者，少人门前奔竞也。此时虽然寂寞，却也少了交接贵盛、与俗人为伍的烦恼。是以宽闲亦一乐，寂寞亦一乐。
面对山川美景，也未必一定要作天涯沦落之慨。修养深厚者，不妨将山水引为知音。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彼人寂寞，山水亦寂寞。同一寂寞，同一内蕴大美，和闲山剩水惺惺相惜，岂非他乡遇故知？在都市与人不相得，到边地与山川与天地相得，不亦快哉。若别有寂寞宽闲之人，能识得我心，可引为知音，则益不寂寞。
又寂寞乃独享，宽闲生智慧。身居都会、官场得意的那些往日同僚，他们宁有机会欣赏眼前造化之胜景？彼天地宽闲，视野开阔，则人之胸襟亦可随之开阔。人生境界有提升，智慧有启发，此又一乐也。
放逐边地当然是人生不幸。穷愁放逐而能乐在其中，这需要高度的修养和品位，要真能放下个人仕途的得失。有这份修养和品位的人可能并不太多。那么历史上有哪些人做到了呢？其实欧阳修自己就做到了。他曾多次被贬到“宽闲之野，寂寞之乡”为官，但他并没有穷愁度日，而是乐在其中。我们且来看看他首次被贬的经历。
欧阳修的几处贬所，经历对他影响最大最深的，是峡州的夷陵县。他二十九岁时（虚岁三十），因为维护范仲淹而得罪谏官高若讷，被放逐到夷陵当县令。峡州夷陵州县同治，即今天的湖北宜昌。当时的宜昌，“地僻而贫，故夷陵为下县，而峡为小州。”“州居无郭郛，通衢不能容车马，市无百货之列。”“故为吏者多不欲远来，而居者往往不得代，至岁满或自罢去。”（《夷陵县至喜堂记》）欧阳修初到夷陵有《戏答元珍》一诗，诗里说“春风疑不到天涯，山城二月未见花”，“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放逐之臣的穷愁之状可见一斑。
不过夷陵虽然偏僻落后，却也别有乐处。“风俗朴野，少盗争，而令之日食有稻与鱼，又有橘、柚、茶、笋四时之味，江山美秀，而邑居缮完，无不可爱。是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忧，而凡为吏者莫不始来而不乐，既至而后喜也。”（《夷陵县至喜堂记》）“西陵山水天下佳，寄人堪作画图夸”，欧阳修不久就喜欢上了这里。为此他将自己的住所命名为“至喜堂”，并专门写了《夷陵县至喜堂记》刻石藏其壁。在夷陵，他文思泉涌，留下了不少诗文佳作。《欧阳文忠公全集》766篇诗文中，在夷陵所写的诗歌近50首，文章近30篇。他在夷陵为官只有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这个比例是相当可观的。
古来穷愁放逐者甚多，不少人都纵情山水。这其中有的人是以山水风光来麻醉自己，借此掩饰不得志的苦闷，他们对个人的仕途得失并没有真正放下。还有的人对政治再无兴趣，把寄情山水当作了自己的人生归宿。欧阳修不是这样。他优游山水、放心物外，只是放下了个人的仕宦得失，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格追求。如果他从此满足于山水之乐，不再过问世事，那么他只会成为一位出色的山水诗人，而成不了一位时代巨人。
此时的欧阳修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说：“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贬者，然或傲逸狂醉，自言我为大不为小。”（《与尹师鲁第一书》）对此他引以为戒。在夷陵，他戒酒了，没有“傲逸狂醉”，没有“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 （《与尹师鲁第一书》），没有以“为大不为小”作为懒政的借口，而是精诚实干，把这个下州小县当作自己施展政治才干和抱负的舞台。他勤于政务，发展农桑，教化民俗，积极接引后学培养人才。此外还收集资料撰著《新五代史》并完成初稿，是为二十四史之一，在史学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在这“宽闲之野”，他可一点都不宽闲，过得非常之充实！“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戏答元珍》），精神如此充实，相比此前在洛阳娱意繁华，又有什么好嗟叹的呢？可以说，在夷陵这一年多的时间，他在政治上是特别失意的，但在创作、学术和政务上成果都非常丰硕。
夷陵时期的经历对欧阳修的一生产生了至为深刻的影响。此时的他正当而立之年，经历了穷愁放逐，他成长成熟了，在精神上完成了蜕变和飞跃。贬官夷陵是他一生的转折点。“庐陵事业起夷陵”，可以说后来的那位时代巨人，正是在夷陵得以造就的。正因为如此，欧阳修对夷陵一直念念不忘，感叹自己“一生风流半在兹”。
欧阳修后来自述，“三十年（岁）前，尚好文华，嗜酒纵歌，知以为乐，而不知其非也。”（《答孙正之第二书》）可见到夷陵以前，他乐的是“嗜酒纵歌”，是豪奢浮华的生活。到夷陵后他精神风貌大变，他的“乐”已经有本质不同了，他和当年的自己已经判若两人了。我们在《有美堂记》中也可以看到他境界的这种转变。他在文中比较了宽闲之野和通都大邑：“盖彼放心于物外，而此娱意于繁华，二者各有适焉。”言外之意他是放心物外的，不是娱意于繁华的，他的感情所寄，不在热闹的大城市，反在夷陵这样的宽闲之野、寂寞之乡。
我们回到“穷愁放逐之臣之所乐也”这个“乐”字。那么作为“穷愁放逐之臣”，欧阳修在夷陵“乐”的具体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这么说，他乐的是能观览三峡地区奇伟秀绝的风景，更乐在自己为官做人“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乐在精神的升华、品格的淬炼、智慧的成熟，乐在工作生活的充实，乐在为百姓奉献，乐在著书立说、成就名山事业。借用范仲淹的话，他是居庙堂之高亦忧，处江湖之远亦忧，但他的忧本身也即是他的乐。他将自己的个人小生命融入了苍生百姓的社群大生命，让自己的生命价值更加凸显，意义更为博大、久远。欧阳公夷陵之乐，岂仅在山水之间！
欧阳修在夷陵的功德，至今当地百姓传颂不衰。欧阳修后裔、当代学者欧阳运森先生说：“古往今来，在夷陵做官的不少，唯独欧阳修的事迹流传最多最广，是由于他业绩德惠之深厚，风韵遗脉之久长。”（《欧阳运森作客三峡大学记》，欧阳运森新浪博客）欧阳公如地下有知，想必也会无比欣慰吧！死而不亡，英名永垂，精神有继，这又乐何如哉！
     “穷山水登临之美，必之此宽闲寂寞之地”。我们从欧阳修的经历看，亦可谓穷人生之美，必经宽闲寂寞之境。欧阳修的这种经历，其实在历史上是非常普遍的。多少流放之臣、幽潜之士在人生的低谷、在穷乡僻壤完成了他们精神的升华，完成了思想和人生路径的重大转变。在这里，他们的境界打开了，人生之路拓宽了，他们的千秋功业，也常从这些地方起始。再进而言之，各地所谓名山胜迹，多由此类先贤开出；吾国数千年文明史，也可说半数由此幽潜放逐之士启就。
这样的例子很多。且单说放逐之臣。如韩愈在潮州，柳宗元在永州、柳州，苏轼在黄州、惠州、海南，黄庭坚在黔南，程颐在涪陵，王守仁在龙场驿，林则徐在伊犁。他们被流放，都是在国事蜩螗之际，可以说正是国家不幸之时。但清人赵翼有一句很著名的诗“国家不幸诗家幸”，他们的经历正为这句话作了注脚。柳宗元后半生基本在永州、柳州度过，他的代表作也基本在两地完成。苏轼在黄州三年，诗文书法留下不朽杰作，人生境界也有“故我非今我”的转变（参见《答李端叔书》，《苏东坡全集》）。黄庭坚在贵州开悟。王守仁在龙场悟道。可以说没有在这些地方颠沛流离的经历，就没有他们后来的伟大成就和崇高境界。
这些先贤和欧阳修一样，虽身处逆境，却以极大的热情处理政务，多方为百姓谋福利，为地方营教化。韩愈在潮州八月，自出俸禄重建久废的州学，选拔当地进士主持教育事业。柳宗元流放永州、柳州，发展生产，解救奴婢，兴文重教，培养了大批人才。苏轼流放黄州，基本生活都成问题，但他建立了一个慈善团体救助弃婴，影响当地人放弃杀婴的恶俗。他流放海南时，致力于文教建设，使儋州地区“书声琅琅，弦歌四起”。林则徐流放伊犁，带领当地人兴修水利，伊犁人至今受其惠。前贤风采，令人神往。他们可谓流放一地，造福一方。他们处于人生低谷，是为可忧；然而他们济世利民，将个人的小生命贡献于社会人群之大生命，小生命在大群生命中得以成长延续，意义得以光大，是为可乐。此非寻常之乐，乃生命永恒之大乐。
从欧阳修等先贤的经历，我们看“国家不幸诗家幸”这句话，可以有四重理解。这里的诗人，且作广义理解，指贤者。
首先，国家不幸诗人当然也不幸。政治不清明，奸人当道，多少士子精英有志难伸，被流放到边地，穷愁潦倒。
其次，国家不幸诗家幸。诗家幸的什么呢？幸的自己人生境界大有提高，能写出太平时节写不出来的杰作。这些诗家幸，后代的诗家也有幸，有幸能读到前贤这些伟大的作品。有些被流放的大贤并不以诗文见长，但他们在学问、品格、人生境界上也都大有提升。恶劣的生存环境和不幸的人生遭际，实则让他们的精神愈加精纯，让他们的形象更加突出和伟大，此非幸而何？
再次，诗家不幸转为地方之幸。这些穷愁放逐之臣，都是历史上的第一流人物。他们倘不是穷愁放逐，宁有机会到边地下邑？若他们做官一路青云直上，一辈子住在长安、洛阳、开封、北京这些繁华之地，宁知地方民间疾苦？哪里会有机会为当地百姓谋福利、敦教化、易风俗、培养人才？这些不得意的先贤，走到哪里，实际上是把光明带到哪里，把文化提升到哪里。他们对当地的影响，如柳宗元之于永州，朱熹之于崇安，苏轼之于海南，王守仁之于贵州，既深且广，有的蛮貊之乡，乃转成人文彬蔚之地。如韩愈之后，潮州文风蔚起，英才辈出，号称“海滨邹鲁”。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有这些先贤的精神注入，这些宽闲之野、寂寞之乡乃声名鹊起，成为全国士子心中的精神高地。这些先贤为小地方“开光”了，他们建起的精神文化的巨厦，乃如奇峰林立，布于国中。这是“穷愁放逐之臣”，至于“幽潜之士”，如佛道高士、隐逸之贤，也皆乐居于深山僻野，天下名山几尽为彼辈所开出。吾国文化之命脉岂只在都市乎？更在这些偏僻小县。
最后，诗家之幸则又转为国家之幸、后人之幸。曾国藩云：“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这些先贤历经坎坷锻炼出的精神，他们的学术所指示的方向，长久而论，乃为国家社会开一新路。有了他们的精神力量为先导，文化复兴、国家复兴的机运已在孕育。明末三大儒生在满清入主中原的战乱之世，当世自然落寞，然而其学术、其思想、其人格影响后世极大，为两百年后民国肇造建下不世奇功。唐末五代世风浇漓，文化没落，异族入主，入宋后经范仲淹、欧阳修、程颐、朱熹、陆九渊等“穷愁放逐之臣”百余年的接力努力，儒家文化终于得以重建，时运得以昌隆。即如孔子大圣，生前周游列国，绝粮陈蔡，累受冷遇，有志难伸。然而在五百年后，他的学说乃光大于世，影响中国和东亚文明两千年之久。
对比别国，于此益有叹焉。如果我国历史上没有这些“穷愁放逐之臣”、“幽潜之士”，没有他们身处逆境却益自刻励、勇于担当的精神，恐怕国家一朝不幸就会永远不幸，永远不会再有复兴之期。观中国以外世界各国，岂不多数衰亡之后便从此不能再起？所以，乱世衰世中蕴藏着国家和文化复兴的机运，乱世衰世正是有志之士奋发有为之时。
回过头来说有美堂。有美堂修建者为梅挚，褒扬的是宋仁宗，而后人提起有美堂，想到最多的是欧阳修这篇《有美堂记》，记住的是欧阳修。正如重修岳阳楼的是滕子京，而后人缅怀的是写《岳阳楼记》的范仲淹。欧阳修应该没有到过有美堂，范仲淹写作时在河南邓州，也没有亲临岳阳楼。他们对两处胜迹来说是客不是主。但在后人那里，他们早已反客为主，成为有美堂、岳阳楼的代言人。这固然是因为这两篇文章脍炙人口，但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在和这两处胜迹相关的人物中，他们精神之光大超迈了旁人，其家国情怀和先忧后乐的奉献精神给了后人无限的感召。有美堂的真正主人是宋仁宗，他也算得上是一代贤君，但后世崇敬的不是他这样的帝王，而是曾为穷愁放逐之臣的欧阳修。吾国文化精神所重，在此乃至为显明。
宜昌历史上纪念欧阳修的胜迹甚多，包括至喜堂、绛雪堂、四贤堂、六一书院等。三游洞欧阳修题刻至今犹存。2001年政府又兴建了欧阳修公园。西陵峡口至喜亭，乃近年重建，游人过此，无不追怀膜拜欧阳修。各地类似至喜亭的先贤纪念地很多。若巴东纪念寇准之秋风亭，欧阳修滁州之醉翁亭，海南之五公祠，程颐涪陵之北崖，皆游人必到之处。苏轼黄州赤壁，几为鄂东名胜之首。这类先贤纪念地，其建筑规模并不宏大，装饰并不辉煌，乃成为国内最为著名的建筑，作为精神地标为士林百姓千古崇仰。盖人们所重在人不在物，此亭此堂虽小，先贤之精神则极为光大。古代富户大宅，金碧辉煌，胜若至喜亭、秋风亭等百倍，然毁即毁焚即焚，人若不甚可惜。造福百姓之先贤，其纪念建筑则屡毁屡修，多有传续千年以上者。相较秦始皇之阿房宫，隋炀帝之迷楼，以及罗马之斗兽场，埃及之金字塔，至喜亭、秋风亭等何其微渺，何其寒酸。然彼乃为少数统治者满足其骄奢之欲而建，耗费民脂民膏，荼毒生灵无数，其建筑虽大虽辉煌，其精神则何其小哉！何如欧阳公、寇莱公、东坡居士诸贤之光芒万丈？
行笔此处，从欧阳修等先贤想到今日。今天黄钟毁弃，斯文沦丧，社会矛盾极其尖锐。朋友相聚，常感叹时局，以为世事如此，自命穷愁放逐，无可作为，只能独善其身，顺其自然。然今时局之坏，比明末三大儒之世如何？诸君子的处境，比隐居衡山回雁峰下的王夫之如何？比流放黄州时的苏轼如何？他们身处如此艰难境地尚大有为，我们生在今日，有何理由悲观失望，自暴自弃？当今时代乃有志者大有为之时代。大事做不成，且从小事始。个人力量有限，且成立团队去做。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了，最低限度，可以从做慈善做公益开始。苏轼千古大贤，尚致力慈善，奈何今日之小贤小才，竟以“为大不为小”自欺，瞧不起公益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