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能校训”看文化遗产类公益团队的发展定位

叔孙仲通

                                                                                          ————以襄阳拾穗者为中心

南开系列学校的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通称“公能校训”。公能校训所蕴含的思想和精神非常契合公益事业,对文化遗产类公益团队的发展定位能提供全方位的启示。本文拟以湖北襄阳拾穗者民间文化工作群（以下简称拾穗者）为例，就此问题作粗浅探讨。

这里有必要对公能校训的内涵和特色作一简单解读。在这个校训里，“允”是“既”、“又”的意思，“允公允能”就是“又公又能”的意思。“公”、“能”是公能校训的关键词，内涵极为丰富，大体言之，“公”指道德修养和社会担当，也指公共团体建设和公共生活能力的培养，“能”指个人能力，也指群体能力。“日新月异”代表了不断进取、创新的精神，强调促成社会的实际进步。公能校训立德、立功、立言、立群并重，特别强调服务社会，有社会性、实践性、切实可操作性、群体本位性等特色，不仅适用于学校教育领域，也广泛适用于社会教育领域和社会建设领域。

拾穗者成员草根性较强，从事的工作领域较广，无论是团队性质、操作模式、发展思路还是面临的问题和困惑在同类团队中都具有代表性。拾穗者这一类公益团队的发展定位，大体言之，当有公益性、社会性、民间性、民间性、本土性、群体本位性几个方面，这几方面和公能校训的特色大体是一一对应的。以下主要结合南开创校校长张伯苓对“公能”的论述及民国时期南开的办学实践加以解读。

一、公益性

拾穗者是一个民间的文化公益团队，从事文化遗产的记录、研究和保护、传承。既言公益，就需要明确团队工作的公益性，需要将自己和体制内的专职研究者区分开来，也需要和民间兴趣爱好团体区分开来。公能校训特别强调服务社会，立德、立功、立言、立群并重，既重视“爱国爱群之公德”，又重视“服务社会之能力”，这对拾穗者明确团队的公益性都不无启发。

长期以来，社会上对公益一词的内涵存在很多模糊认识，很多人将公益简单等同于慈善捐赠，将义工工作等同于免费服务。有人说，业余从事文史写作的人不少，拾穗者做事出于个人爱好，发表文章一样拿稿费，凭什么说他们做的就是公益呢？

笔者以为，拾穗者这样的文化义工做的当然是公益。公益公益，重在其工作对“公”有益，即对公众、对社会有益，免费服务是界定义工身份的重要指标，但不是全部指标。拾穗者成立10年来，为襄阳和汉江流域的文物保护、非遗传承、史志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们的工作当然是对社会有益的。为表彰他们的贡献，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曾授予他们首届“薪火相传”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杰出人物称号。他们并非体制内的专职研究者，从事工作是自愿自发的，活动经费AA制自费承担，即使以免费服务的标准衡量他们也完全符合义工身份。

拾穗者业余从事文化工作，和一般兴趣爱好团体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因为在他们身上更多地体现了社会担当，做很多事情并非单纯从个人爱好出发，而是从社会需要出发。如漳河源手工造纸，他们完全可以以旁观者的身份静待其消失，但他们迎难而进，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启动了漳纸工坊项目，主动介入纸民的生活生产，为襄阳留住了这最后一个手工造纸的活态样本。

拾穗者这样的文化义工和体制内的学者也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并非专做研究，还以义工的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做人，带头践行健康环保的生活方式，在记录文化的同时也关心文化传承人的生活，还以各种方式积极参与文化建设实践。可以说他们在立言之外还兼立德、立功。这三立以外，他们还颇能立群。拾穗者非常重视团队建设，带动了民间公益的社会参与和社会协作，在群体生活和公共生活能力训练上给了社会良好的示范，而公共团体建设、公共生活能力的训练正是现代公益建设的重要方面。基于以上各个角度考虑，说拾穗者是义工，做的是公益，没有任何疑义。

文化类公益和一般慈善捐助不同，对专业水准有较高要求。如果学术修养不够，写文章信口开河，即使精力和金钱付出很多，其客观效果是否对社会有益还是存有疑问。公能校训既强调爱国爱群的公心，又强调服务社会之实际能力，道理就在于此。笔者是拾穗者多年的朋友，平心而论，他们已经做了很多出色的工作，但总体而言其专业能力以后还要继续提高。

二、社会性

公能校训的“公”，有公众、社会的意思。公能教育是社会本位的。严修、张伯苓创办南开，并不只是为了培养少数精英学术人才，而是为了“治民族之大病，造建国之人才”。在张伯苓看来，教育“最要目的在谋全社会的进步”。他为南开大学制定了“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宗旨，强调教学和研究要面向社会，认为知识精英应能带动社会大众的提升。

文化义工研究历史文化，文化是在社会的土壤中产生的，义工的文化研究和传播当然也应该面向社会，和现实社会发生关系。拾穗者的宗旨是“回到田野，守望故乡”，所谓“回到田野”，就是要回到乡土，回到基层大众中间。拾穗者不仅在书斋里做文本研究，更走入乡野和社会基层做研究。团队命名为拾穗者，也是出于这样一种定位。拾穗者的研究课题多半乡土气息很强，学界也许有人觉得难登大雅之堂，不屑作系统钻研，但是拾穗者辛勤耕耘，填补了许多学术空白，做出了别开生面的贡献。

“守望故乡”不能仅仅依靠少数文化工作者和文化义工，必须重视社会普及，带动大众参与，让民众感觉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和自己相关，让大众成为保护和传承的主体。以公能校训的思维言之，不仅自己能，还要让公众能，社会能。公益是社会教育事业，其内涵也在此。拾穗者一直重视社会普及，在文化遗产日前后惯例性地举办展览，多次组织“古城亲子游”等活动对中小学生进行启蒙。他们设立的襄阳地域文化文献中心，未来也将向社会读者开放。他们在学术期刊发表了部分文章，更多的文章发表在大众化报刊上，客观上对文化普及起到了良好的作用。许多户外爱好者在他们的带动下也开始考察古建非遗。

拾穗者未来还有很多的设想，包括设立文化讲堂，推动讲座进学校，撰写乡土教材，建立襄阳城市记忆馆，等等。因条件限制，这些工作只能逐步开展。

三、民间性

拾穗者这样的团队是民间团队，在社会身份上和研究方式上都应明确其民间性。所谓民间，相对体制内而言。民间研究，相对学院派研究而言。

民间性意味着志愿性和自主性，不受体制内的发展限制。拾穗者来自民间，也应该回到民间，为民间服务，保持草根底色。民间团队身上体现了自主自发的担当精神和独立创造精神，这是公民社会发展的宝贵动力和希望所在。民国时期的南开是一所私立学校，也就是一家教育类NGO，南开大学在抗战中损失惨重，复校以后不得已改为国立，但张伯苓还是希望通过10年的过渡恢复私立，原因在此。

民间研究相对学院派研究而言，两者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工作方式上都有很多的不同。民间研究一方面要努力提高专业水平，一方面要保持草根底色。  

民间义工研究条件、学术基础所限，和学院派学者做同质化研究、作正面竞争是很难取得优势的。这就需要扬长避短，发挥自己的专长。这方面南开大学有过可供今天的义工借鉴的经验。南开作为私立大学资金来源有限，1929年以后文学院、理学院多位名教授出走清华、北大等国立大学，在此情况下张伯苓改变了办学思路，转而结合天津作为工商大都会的优势重点发展清北两校所没有的商科、化工等应用学科，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在文史研究领域，重点高校对地方文化研究多不重视，这正给民间义工提供了发挥空间。专业学者长于著书立说，侧重于书斋研究，义工则可通过田野调查广泛收集资料，侧重于社会普及并具体参与建设实践。民间义工表达方式灵活多样，在大众普及上优势明显，如拾穗者的作品就有摄影、纪录片、游记、文化散文等种种体裁，受众面很广。

民间研究和学院派研究不是对立的关系，是互相补充、互相配合的关系。以公能思维言之，社会是一个大公，学术界也是一个大公，需要各方力量分工协作。拾穗者和高校及文博系统的学者保持了良好的交流合作关系，他们的襄阳会馆研究、南漳古山寨研究，都是和高校学者合作或配合完成的。他们也积极充当民间文化爱好者、非遗传承人和学界的联络纽带，发挥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拾穗者内部对于是走向专业学术研究还是坚持草根本位是存在争议的。笔者认为两者并不矛盾，提高研究水平和保持草根底色是可以并行的。

四、实践性

公能校训非常重视实践。张伯苓说公能教育旨在培养“爱国爱群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能分明就社会实践能力而言。他还希望学生“具改造社会之能力”。他倡导“知中国，服务中国”，认为服务国家必须以深切了解社会的真实情状为基础。民国时期的南开非常重视实践。体现在教学上，建立了社会视察委员会，组织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体现在研究方法上，特别重视实地调查。三四十年代何廉、方显廷主持的南开经研所尤以注重实地调查和实证研究闻名国内外，其学风影响了一代学人。事实上因为当年中国的社科研究还处在拓荒时期，如果仅仅依据书本许多研究都将无从开展，南开这种研究风格既是受公能教育理念的影响，也是顺应治学之现实需要。

拾穗者这样的团队应强调实践性，第一是就研究方法而言。应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注重田野调查。研究乡土文化,往往文献资料匮乏，必须大量依赖田野调查，收集民间的碑刻、档案、谱牒等资料并记录口述。拾穗者正是这样做的。如2011年出版的《拾穗集》，100多篇文章基本全部是田野调查的成果。李秀桦合作撰成《襄阳会馆》一书，得益于他多年行走汉江上下积累的碑刻资料。李俊勇、方莉通过对岘山碑刻、摩崖的踏勘，收集了许多志书未收的宝贵史料。李秀桦对南水北调新移民的记录，以及团队对老樊城的记录，随着移民工作和老樊城拆迁的结束，已经成为绝版。

    田野调查对义工的意义，还不仅在弥补专题研究文献之不足。乡土文化生成于乡野，必须亲临实地才能感受其原生态的文化氛围。此外在行走的过程当中，义工也会发现很多新的记录研究选题。田野调查对义工自身的研究能力、沟通能力是很大的锻炼，同时也助于增进团队感情，结交众多的朋友，增进地方交流、城乡交流，客观上还会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意识传递到许多地方。

    实践性的另一个含义是要积极参与建设实践，在立言的同时也需要立功，促成社会的“日新月异”。张伯苓的弟弟、南开的另一位“精神教父”张彭春在总结传统“士”的弊端时说：“文字害‘士’最深，凡事一旦形诸笔墨，就觉得是已经办成。遇到实际问题的解决，思想便露出百般空虚的状态。”张彭春的话实堪为当今学人警醒。拾穗者这样的义工致力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保护、传承当然需要躬身实践，不能仅仅满足于纸面的记录和研究。保护传承工作需要外力介入而自己又具备资质、能力的时候，自然应该主动担当。

    拾穗者很重视参与建设实践，在文物保护、非遗传承、旅游开发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以上漳纸工坊项目便是突出一例。再如陈老巷项目，他们筹集资金修缮、保护部分古建，保住了襄阳这最后一个历史街区。南漳东巩镇古山寨的旅游开发，拾穗者的本地成员叶经房做出了重要贡献，如今春秋寨已成为4A景区、国家级文保单位。日前中国景观村落委员会襄阳工作站挂靠拾穗者成立，他们又将启动对本地古村落的保护开发。

参与建设实践对义工自身也有众多的好处。有助于锻炼多方面的能力，也有助于打开视野，获得多方面的公益资源和学习交流的机会。实践出真知，从事建设实践也非常有利于公益创新，拾穗者在这方面受益匪浅。如漳纸工坊项目，基于多年实践经验发起人李秀桦提出了“活化传承，生活美学，环境保育”的十二字方针，将非遗传承和生活方式建设、社会价值观建设结合起来，为文保理念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事实上公能校训也是从实践中来的，从1904年南开建校，到40年代公能校训完全定型，其间经历了40年的漫长历程。

五、本土性

文化遗产类公益团队还需要特别强调本土性。这可以从公能校训的切实可操作性得到启发。公能校训讲爱公，爱公和爱国是不同的，公有从班级、团队到城市、国家、世界不同层次的公，爱公可以从身边做起，是切实可操作的。民国时期南开大学的学生成立了天津研究会，历史系、经研所的实地调查多以天津为对象，也是出于条件近便，切实可操作。拾穗者揭橥“回到田野，守望故乡”为宗旨，选择襄阳和汉江流域地方文化作为主要关注对象是非常自然的，不仅方便实地调查和查阅文献，也有利于将记录、研究和文化襄阳建设及文保意识普及工作有机结合。虽然他们一时还关注不了更广大的地区，但团队积累的经验会有很强的可推广性，可以为其他地区类似团队的工作提供借鉴。

六、群体本位性

群体本位性是公能校训的一个显著特点。“公能”之“公”，不仅指公心，也指公共团体和社会大群。“公能”之能，不仅指个人之能，更指团体之能和社会大群之能。张伯苓认为，中国之问题“实不在个人之没有能力，而在于个人之缺乏合作精神”，为此他特别重视公共团体建设和公共生活能力的训练。他积极鼓励学生建立了大量自主管理的课外社团，还倡导校友广泛成立团体为社会服务。当年的南开校友会成绩卓著，被称为民国第一校友会，为支持学校发展、校友互助和社会公益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团队建设对义工来说至关重要。团队的发展和社会贡献不仅取决于义工的个人能力，也取决于团队能力。拾穗者在这个问题上有充分的认识，成员们的团队意识、协作意识都很强，大家在内部互相关照，遇到意见分歧求同存异，许多个人成果以团队名义发表。拾穗者现任召集人邓粮是一位很有涵养和智慧的公益领袖，处事大度，作风民主，善于协调内部关系。拾穗者很重视制度建设，经过10年发展，日常管理制度和民主决策制度已经初步完善。平心而论，国内同类义工团队总体学术水平在拾穗者之上者为数不少，但不是每一家都有他们这么好的团队氛围。

所谓群体本位，还强调善于处理外部关系，善于与社会各方开展合作。拾穗者在这方面做得也是很好的。他们有较为开阔的社会视野，以开放的心态广泛与各地义工同仁及政府机构交流合作,积极向专家学者学习请教，参与了许多领域的公益活动，团结了众多朋友。拾穗者在正式成员身份认定上相当严格，但和许多义工朋友亲如一家，有的朋友参与了他们的具体项目，其介入之深不亚于团队成员。

在团队建设上，拾穗者也有不小的困惑。团队成立已经10年，开展的项目也越来越细化、专业化，一个项目通常只有少数几人参加，不象早期一些项目所有成员都能参与，总体凝聚力受到一定影响。团队没有工作经费，无论是田野调查、查阅档案、开会、接待朋友都是靠个人开支，势必难以为继。团队内部就未来发展方向也存在不同意见，有人想向专业研究发展，有人偏重于个人爱好。此外团队成员基本都是50岁上下，有的已是花甲、古稀之年，培养发现未来的“拾穗者”也是个很大的问题。

以上公益性、社会性、民间性、实践性、本土性、群体本位性，是拾穗者这样的文化遗产类公益团队发展定位需要考虑的六个方面，据公能校训的精神都可以得到有益的启发。就拾穗者而言，他们在这六个方面都有较好的把握，但有些具体发展思路还需要结合实践进一步探讨和明晰。个人意见，以后他们还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努力：

一、加强学习，积极提升学术能力，这样才能在学界立足。

二、扩大和社会各界的交流，不断开阔视野，适时开展国际交流。

三、积极和高校、研究所等合作开展专题研究，在文物保护、非遗传承等领域和政府主管部门及相关文化机构保持良好合作，在具体项目中扮演重要角色。

四、加强文化普及工作，将开办讲堂、编写乡土教材、编印定期杂志等设想付诸实施，发现和培养民间作者。

五、继续加强团队建设，将团队建设和项目建设、专题研究团队建设更有效地结合起来。

六、发现和培养八零后、九零后义工人才，为团队吸收新鲜血液。

七、提升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结合建设实践走出自己的新路。

舞之

感恩叔孙仲通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