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苦涩童年

WUNAIHUA

我的苦涩童年

仙桃  吴乃华

前  言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只不过因为所处的时代不同，它的味道、自己的感受就不同了。解放后出生的人，他们的童年肯定是彩色的，美好的，甜蜜的，永远都是回味无穷的。
下面记述的是我的童年，它是我15岁前真实的亲身经历，是不容更改的时局所处年代的作品。正所谓“时势造英雄，时局定民生”，动乱不安的时局，就不可能民康物阜，太平盛世绝不会民不聊生。它不属于文学范畴，没含任何的艺术加工成分，它是被血泪浸透的悲惨史实。
我家的境况，也是当年沔城千千万万穷苦人民真实生活情况的写照。



第一章   日机轰炸

一个人，如果他口中含着冰糖，即使把蜂蜜倒进他的嘴里，他也不觉得怎么甜。如果让他先尝点苦的，他就知道什么是甜了，正所谓：“不经冬寒，不知春暖”。
下面的文字，是我在电脑上慢慢敲键盘完成的。女儿见我长时间地坐在电脑旁，关心地问我，您这么大的年纪了，怎么总坐在电脑这里，键盘敲打的是些什么内容？我说，是童年的回忆。她说，7、80年前的事，还能记得？我说，我的童年，是拌着血与泪度过的，刻骨铭心，还有几次是与死神擦肩而过，怎能不记忆犹新呢？
的确，我的童年，只要按照时间的节点去回想，当时的人，当时的事、场地、情景，犹如电影的画面一样，就一幕一幕清清楚楚地浮现在眼前。有些事，到现在还令我伤心不已，不禁泪眼模糊，有时还不得不中断手中键盘的敲打，让这悲痛的情绪缓解后，才能继续。我的童年，这死亡线上的挣扎，我是永世不会忘的。
我的童年，历经了三个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日伪统治时期、以及解放后。每个时期我都经历了许多不同寻常的事情，让我尝遍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咸。在这些不同的环境中，也让我认识了世界，学会了生存，学会了做人，也可以说是我人生中所获得的第一桶金。
我于1936年4月3日（农历丙子年三月十二日）出生在武昌蛇山东边山脚下的龙神庙（现武汉市武昌区民主路），那时，我家非常穷，父亲没有养家活口的职业，父、母亲都在我家叔公武汉大学教授吴南薰家做帮工。
后来，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又去了应城。大约于1938年7、8月间，因日寇的狂轰滥炸，时局更加混乱，物价飞涨，生活更难维持，我们全家四口人就离开应城，回到了沔阳城。
回到沔阳城后，一时没有房子住，就寄住在本家南薰公在沔阳城的旧居“吴家墙院”里。
这栋房子很大，是南熏公早年间在家乡建造的一栋明三暗五的具有明清风格的古典庭院式的建筑。整栋房屋为砖木结构，即正屋的东、西、北三面是砖墙，南面以及内部的承重支撑、分隔装修全是木质的，门和窗都有人物故事、花鸟虫鱼等雕花图案。它地处沔阳城关的西北，古名鹅翅膀。它南面不远处是长满莲藕的池塘——洗马池，北面紧靠一条很窄的小河——小陈河。大概是为了安全，东南西北四方都有一道近3米高的围墙，只不过西面的后半截就以山墙代替院墙了。这可能就是乡邻们称之为“吴家墙院”的缘由。
它坐南朝北，墙院的正南面是一个门楼，面积大约7、8平方米，大门的门槛是一块光滑如镜的长方体形的大青石，这是我们儿时乘凉、猜谜语、讲故事、玩抓子游戏的好地方。穿过门楼，是一条约2米宽、10米长的碎砖砌成的甬道。通过甬道，踏上一级宽约1米的石头阶檐，跨过一道约40厘米高的木门槛，就进了前厅。前厅的进深大约4米，两侧连着东、西厢房。两厢房之间，是一个边长约为4米的去掉了四个角的正方形天井，沿着天井的东西两边约1米宽的阶檐前行，就是正客厅。正客厅前，面对天井有一排雕花的木槅门，这些木槅门的门槛高约50厘米，记得小时我要过这道门槛，是很费劲的。先要双手扶着门槛，前胸和肚子紧趴在门槛上，再抬起一条腿慢慢试探着让它先迈过门槛，当这条腿的脚尖着地后，然后再把另一条腿撂过去，接着就是全身往下一溜。
正客厅的东、西两侧是正房。正客厅与东、西两侧的正房，都比一般的房要宽敞，“明三暗五”的含义可能就在这里。
和我们同住这个院落的有：迺斌的妻子和两个儿子住西正房（父母住在墙院西边的自搭草棚里），迺鉴和他的母亲两人住东正房，迺玉的一家三口住东厢房，我们一家住西厢房，迺章一家母子三人住东正房后的拖院子。正客厅与西正房后的拖院子，在我们搬进时早已垮塌。
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住在这院子里的五家，我们家不用说，迺斌的一家，父亲年迈体弱，已失去劳动能力，迺斌又出门在外，迺玉的父、母亲体弱多病，迺鉴的父亲早逝，孤儿寡母，迺章的父亲对家是不管不顾的，也可以算是孤儿寡母，这五家都是吃了上顿愁下顿的穷鬼。并且，除迺玉家和我们家外，其余三家的家庭的生活全都是女性支撑着。
1938年11月21日，日寇出动飞机二十余架轰炸沔城。依稀记得，站在我家房前从天井向天空看去，一架接一架的飞机，就在头顶上盘旋，飞过，刺耳的马达声，和炸弹的爆炸声，震的房子都在颤抖，两只耳朵好像什么都听不见了。当时，这突如其来的震天动地的轰鸣声把我吓坏了，哭着跑到妈妈的病床前，又哭又喊，妈妈有气无力地伸出双手，抓住我的两臂，我连爬带蹬地钻进了她的被窝，躲在妈妈嘎子窝下，大气都不敢出。
所幸，吴家墙院远离闹市区，房屋及所有物件都没有受到什么损失，但给人们造成的惊恐是前所未有的。听院子里是老人们讲，从耳边传来震耳欲聋的飞机马达声开始，人们就预感到灾乱要临头了，这是从来没听到过的声音呐，大人把小孩紧紧地搂在怀里，小孩吓得不敢哭了。人们浑身在颤抖着，嘴里在祈祷着。接着震天动地爆炸后，随声而来的就是冲天的火光，滚滚的浓烟。
日本鬼子11月23日又出动十余架飞机进行轰炸，两次轰炸，死伤人员无数，炸毁房屋无数，沔阳城的城内、城外，到处可见被炸后的废墟。





第二章、生母去世

从打这以后，穷人们的生存环境就更加恶劣与艰难了。
大约就在日寇飞机轰炸后的第二年的春末夏初，一天傍晚，堂屋里抬来了一个灰黑色的特大木盒子，放在堂屋的正中间的地上。邻居周九叔、殷大伯、光松叔等人，七手八脚，先把灶灰均匀地倒在木盒里，用手扒平后，又在灶灰的上面和木盒的内沿，铺上一层又一层的草纸，然后就把睡在床上的我妈妈抬进了这个木盒里，后来，竟不知道抬到哪里去了。当时，我十分怨恨他们，还向这些人扔过小瓦块。
平时，这些非常和善友好的叔叔、伯伯，不知怎么今天就这样狠心呢，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只看见，父亲的两只眼睛哭得又红又肿。
没有了母亲，连续几天，我就房前屋后地四处寻找，四处喊叫。同屋的伯伯、婶婶见我又哭又喊的样子，谁都束手无策，只能跟着掉眼泪。可是，无论我怎样地找，怎么叫，怎么哭，都没能听到母亲的回应。从此，就再也没见到我的母亲了。
在我稍大时，一次饭后闲谈，二姑母告诉我：我的母亲姓秦，出生的年月，姑母也不清楚。大概是江西、江苏、或者安徽这一带的人。娘家不知发生了什么天大的变故，让她无家可归了。为了生存，沿江乞讨来到武汉。
当乞讨到武汉大学时，被南熏公收留，留在厨房里做帮工。姑母还说，她人可好啦，能认识少量的字，个高，为人温和善良，走路风快，干活麻利。后来，经人介绍，就与我父亲结了婚。
母亲的悲苦身世，不禁令我心酸。
二姑母还告诉我：我母亲去世时才30多岁，是因为病后无钱延医，才带着满腹的苦楚与牵挂撒手人寰的。在咽气时，嘴里还断断续续地反复念着我们哥俩的名字。
当我听到这里，鼻子一酸，就再也控制不住我的情绪了，思念与愧疚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唰唰唰地往下直掉。
母亲啊母亲，您青春年华时，无家可归，孤苦无依，四下乞讨；结婚后，天灾人祸（1931年即辛未年武汉市淹大水），生活窘迫，四下奔波。才30多岁您就离开了人世，这么年青怎么就走了呢？您应当活到我们兄弟俩长大，享受享受我们兄弟俩对您的孝敬，给您的幸福。
母亲啊母亲，您生前没少为我哥俩操心，在您心脏即将停止跳动的时刻，脑中唯一的挂念还是我们哥俩。就在您仅存一线的生命里，还承受着牵挂的煎熬！母亲啊，您这是在向姑母倾诉，丢下幼小的我们，您犹如万箭攒心；您这是在向死神哀求，幼小的孩子，不能没有娘亲的呵护；您这是在向苍天祈祷，祈求上天保佑我们哥俩能健康成长，希望我们不再过这样的苦日子！母亲啊母亲，您现在在哪里呢？母亲！我现在可以告诉您，我们兄弟俩都很好，请您放心。

日本飞机除了前两次大机群地来轰炸外，平时，驻扎在武汉的日本鬼子，时不时就来扔几颗炸弹。人们每天都处在极度紧张与惶恐之中。
一次，大约将近中午的时分，在建兴门城内圣庙读书的哥哥还没放学回家。突然传来飞机的轰鸣声，由小渐大，父亲吓坏了，连忙抱起我就往外冲。一路上，他一边哭，一边跑，嘴里还不停地喊着我哥哥的小名。从鹅翅膀一直哭跑到了司马桥（大约一里多路）。碰到我哥哥后，连忙大步冲上前，一把抓住我哥哥的胳膊，就往路边的小树丛里钻。躲在小树丛里，父亲把哥哥和我都紧紧地搂在他怀里，虽然我的眼睛，透过树叶之间的空隙神情紧张地注视着天空中的飞机，但我仍能明显地感觉到，父亲是浑身在抖，胸腔一起一伏地在喘气。

一年后，为了我们哥俩的生活得到母亲的照顾，父亲为我们娶了后妈。
后妈姓陈，老籍是安徽安庆，生于1912年。幼时，分母双亡，寄居于舅舅家，后被人拐卖到武汉，吃尽了苦头。后来又辗转来到沔城，经人介绍，才与比她大16岁的我父亲结了婚。对这桩不般配的婚姻，我陈母当时并没有过高的要求，只求有一个安定的归宿，不再过那非人的日子。
哪知，来到我们家，她是从苦水里跳到了草药罐子里。
我们家当时的境况是：家无立锥之地，依住在别人的房子里。吃了上顿，愁下顿，过了今天，不知明天。唯一的生活来源，就是在“吴家墙院”门楼的东侧，摆了个烟、酒的小摊。鹅翅膀本来就属沔城这个小县城的郊区，住户少，在这战乱的时期，过往的行人也少。烟、酒都是拆零卖，每天的收入就可想而知。刚进门的陈母，并不嫌穷，还是极尽为妻、为母的责任，平日除了烧火做饭、浆衣洗被等家务活外，还兼做我们父子仨的理发师。
“穷人重子，富人骄妻”，这是那时穷人们的一般心态。我们哥俩在我父亲的心目中，是占有重要的位置的，时常在他的言语中，流露出为有我们哥俩而感到骄傲。可是，在我们这个又穷、婚姻又不般配的家庭里，为此，时常招来父、母间的吵架，和陈母对我们的打骂。我们挨打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的调皮捣蛋，惹是生非，我们哥俩小时是相当听话的。但，小孩毕竟是小孩，逗逗打打、言行举止，总难免有时有些令大人不满意的地方，这样，我们兄弟俩就成了她的出气筒，挨打成了我们每天的家常便饭。常常是手边能拿到什么东西，就用什么东西打，棍子、笤帚。万一手边拿不到什么东西，就是巴掌，或者用手揪脸部的肌肉，先揪后扭。所以，我们兄弟俩不是头上大包小包，就是脸蛋青青的，有时两种状态兼而有之。我们哥俩脸蛋被揪得紫紫的，常常遭到同屋妯娌们的背后议论，后来，就改为扭大腿根部的肌肉。哥哥比我大，首当其冲的当然是他。我不知道我哥哥对这些伤痛的感受，我只知道我的两条大腿的根部常常是青了紫、紫了青，连走路都疼。揪扭大腿的根部的惩罚，直到我六、七岁后才逐渐停止。
穷人家的孩子做事早，家里的扫地、往灶里添柴，饭后刷锅、洗碗，全是哥哥的事。有时后母因为有其它的事，或者说懒得去做，或者生气了，和父亲吵架了，这时全家衣服还得由哥哥来洗。
够不着灶台，我家有两个直径约2、30厘米，高也约为2、30多厘米的树墩子，一高一矮，滚来滚去，既可以当凳子坐，也可以作为我们在灶台上操作的垫脚阶台。
有一次，我爬上垫脚的树墩给自己盛饭，“饭”是用炒熟的黄豆磨成的粉，兼地米菜做的糊糊。四岁多的我，没有使用炊具的知识和经验，一不小心，把锅铲上粘着的带着糊糊的地米菜叶，甩在了自己的左胳膊肘上了。当时就起了枣大的一个燎泡。没钱医治，就用土法，把食用油和后灶脚跟的泥土，调合成糊状后涂抹。这种不科学的土法，使伤痛更加恶化，这次烫伤让我足足疼了一个多月。烫伤所留下的疤痕，直到好几年后才逐渐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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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家墙院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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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八岁的壮丁

哥哥迺玉出生于1932年11月，那时，他已经快8岁，读小学二年级了。他在家读书时，我就跟着他读，他写字时，我就学着写。尽管我只有4岁多，却能熟背很多时新的话语，比如王劲哉的《训令》：“重良心，尚道德，明大义，尽职守，爱团体，听命令，……。”孙中山的《**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等等（现在都能背下来）。
我还能写字，比如，在自己用纸折叠的船上，模仿书本，写上个“孙中山先生”等。有一次，哥哥在灶台上洗碗，我居然在没有书本，没有任何参照的情况下，在他对面的木隔板上，用墙上掉下来的石灰块，写出了“八十六”几个字。同屋的伯伯、婶婶、嫂嫂都感到惊奇，都称赞道：没上学的四岁小孩能写字，了不得！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家的日子虽然苦，愁吃愁喝，还算平静。
可是，现在大事来了。
1940年，日本鬼子占踞了仙桃，国民党军128师就退驻到了沔城。
师长王劲哉为了筹建他的后备队伍，下令要征抽十岁左右的男孩，组建“急基队”。当时的地方官保长李绪楷、甲长武季㐭，多次来我家威逼，还耀武扬威地说：“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人。”“如果你有钱，就拿出200大洋来。瞧你那个穷样，肯定拿不出钱来，但你家有两个儿子，二丁抽一，你家就只能出人了。”
真是“有钱的把钱使，没钱的把命挨”。就因为我们家没有钱，一个还不到九岁的孩子，就被定为“壮丁”了，有钱人家这样大的孩子，还正在父母亲的怀里撒娇呢！
就这样，这把无情的剑，把我兄弟俩分开了。
现在我们这个家庭里，在坏脾气后母常打常骂我们的情况下，父亲是不敢公开地表示疼爱我们的，唯一使我感到亲近的，就只有哥哥了。有时，因为我的什么事惹得后母要打我了，哥哥总是把这件事揽在他的身上，这样，这顿打，就打在他的身上了。兄弟俩相依为命，他不仅是我在受到其它小朋友欺负时的保护神，每当吃什么东西时，或者饭不够吃时，他总是让着我。如果有好玩的东西，总是先给我玩，他还告诉我制作各种各样的纸折玩具，比如飞机、大炮、机枪、高射炮、木船、轮船……，这些折纸技术，全是他教的。
令我记忆犹新的是，他临走时的那一刻，当他那依依不舍的眼神看着我时，我的双眼立刻被泪水模糊了。这时，陈母只是神色肃穆，默默地站在那里，而父亲却是泪流满面了。
和哥哥一别就是十四年。直到1954年，他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官了，因为沔城还被大水淹着，一家人才在仙桃的沔阳中学相见。
哥哥被抽壮丁后，乡里的“保学”（乡管保，保管甲，一个甲大约管十多户人家，一个保管三、五个甲）开学了，父亲让我端个凳子也去上学。学校就在约半里路远的姜家巷，教室是袁小木家的东边的两间房，两个老师都是附近的人，学生只有十多个。我读的书是：“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可是，在这里读书可能还不到三个月，因为时局的进一步恶化而解散了。这是我第一次读书的机会被中断。

自128师退驻沔城后，日本鬼子在他的占领地域四处设卡，对尚未占领的地方，施行严格的封锁。128师为防止敌人的渗透，同样也是岗哨林立，递步哨四路设卡，对过往行人的盘查十分严厉。过路人必须有路条、证明，稍有不慎，立即就有被梭镖戳死的危险。在那个时候，用梭镖捅死人是常有的事。
就在这围困得不能动弹的情况下，我感觉到身体有些不舒服了。一连几天来，老觉得双腿无力迈步，睁开眼就觉得天旋地转，想呕吐。和父亲要好的几个伯伯、叔叔得知我的这些表现后，他们就以此为话题，七扯八拉地说开了：谁和谁恶心、呕吐，谁和谁四肢无力、晕眩，躺在床上不能下地，请来的医生都说同样的话，说这些病症都是长期没盐吃造成的。
商家没法从外地进盐，市上没盐卖了，在这种情况下，会挣钱的人他们就开始行动了。
那时，日机轰炸后还没倒下的这些断垣残壁，都曾经是有上百年历史的老房。这种墙，在距地面1、2米高的范围内，由于受地面潮湿的影响，砖的外表渐渐粉化（如右图），没粉化的都长出了如霜的硝。
东门会熬制火铳药的王家兄弟，他们知道这种砖墙可以熬出“盐”来，于是就在小东门附近，开了个“硝盐厂”。
没有盐的野菜实在难吃，不吃盐还会得病，父亲只得买硝盐来吃。后来，待我的病有些好转后，还带我去这个硝盐厂买这种硝盐。由于买盐的人多，有时还得要排队等候。小孩对什么都好奇，在这等候的时间里，我亲眼目睹了这种硝盐熬制的全过程。
他们把买下的这种特殊的砖墙，拆下运回后，先把砖锤的很碎很碎，然后把锤碎的砖粉末和小颗粒，放进几口大缸里浸泡、过滤，再然后把过滤出的呈黄褐色的水，倒在大锅里用火熬煮，待锅里的水渐渐浓缩后，就把它转在下面垫有很厚灶膛灰的纱布上，封好纱布，并在上面再堆上一层厚厚的灶膛灰。大约3、4小时后，一块十多斤重的硝盐就产生了。在一般正常的情况下，这种硝盐白白晶晶的，外观和现在的精盐也差不了多少；如果制作过程“走了着”，那就是黄的。
这种硝盐，放到嘴里尝尝，咸中带点苦味。不论它是黄的，还是白的，它就是那时沔城人民每天食用的盐。关于这种硝“盐”有没有毒，这是不用多说的，在那个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年月，也只能“饮鸩止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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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祸不单行

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人们还浸沉在日本鬼子的飞机炸、大炮轰的惊恐和无有食盐的困扰之中，1941年2月11日，即农历庚辰年正月十五，国民党一二八师师长王劲哉下令，要烧城，实行“焦土政策”。傍晚，驻军陈团长接到命令，带领几百名士兵，有的提煤油，有的举火把，从东门出发，由城里到城外，分头挨家挨户点火。两天两夜，沔城四街，到处一片火海，日寇飞机轰炸后幸存的民房、庙宇以及楼台亭阁，几乎无一幸免。
那天傍晚，我们在大门前玩耍，忽然看见东南方向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惊天的大事，人们都奔出了家门，正相互询问着，议论着，只见一个中年男人气喘吁吁地跑来，边跑边叫：“放火了！放火烧房子了！”朝周家剅方向跑去。
大约半个小时后，从姜家巷那边过来几个士兵，他们有的手提煤油桶，有的手拿火把，挨家挨户点火。霎那间，家家火起，户户冒烟，火舌上窜，毕毕剥剥，火焰飞腾，墙倒屋塌，哗哗啦啦。
这突然降临的灾祸，把人们搞懵了。不知该从火海里抢出什么东西好，这也要，那也舍不得，有的家除被子和常用衣物外，什么东西也没来得及搬到外面。邵海子的母亲巴不得所有的东西都不被这大火烧掉，这都是她用血汗换来的呀，结果被倒下来的墙把腿砸断了，躺在那里哭天喊地。周家的章婶娘望着这即将化为灰烬的的房子哭得死去活来。
北风呼呼，寒气阵阵，抖抖瑟瑟，可怜失去了遮风挡雨之处的鹅翅膀的乡邻们，只能望着灰烬中的余烟嚎啕大哭，望着这残垣断壁，伤心掉泪。这一夜，整个鹅翅膀是烟雾漫天，哭声震地。
幸好，吴家墙院左、右又没有邻家房屋相连，出后门就是小陈河，且又是鹅翅膀西端的第三家。这群士兵见天色已晚，已到郊区的西端，这里家家都着火了，就又到其它地方放火去了。放火的士兵走了，吴家墙院的所有人，男女老少齐上阵，投入了扑火的行动，泼水的泼水，扑打的扑打，这时，家在周家剅、陶家台以及附近的农村亲戚也都闻讯赶来了，由于及时的抢救，除衣物、家具、房屋中的槅门、隔板全烧外，房屋的柱子虽然外表有些焦糊，但主架支撑部分尚好，还没倒塌。
房子的主架虽然没倒，但到处都是焦的、糊的，有的地方甚至还在冒烟。没房子可住了，只能在露天下度过这个夜晚。我们家就在墙院里的西南空地上，铺上一把草，抖开褥子、被子，冒着寒风，钻进被窝。睡在被窝里，我怎么也睡不着，一是放火烧房子的事太可怕了，二是被子里并不暖和，即使全身蜷缩在一块，也难有热气。第二天早晨起来，只见被子上所搭盖的衣服都有一层白霜。
大火过后，院子里的穷兄弟、叔叔、婶婶，谁也没有能力解决自己一家人的住房问题，只能在这危房里将就将就。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合力整修，南熏公的这栋房子，虽然面目全非，英姿不再，但还能为他老人家的侄子、侄孙遮风挡雨。
尽管王劲哉施行“焦土政策”，但丝毫没有迟缓日本鬼子进占沔城的脚步。两天后（1941年2月13日），被烧房屋的灰烬里尚冒着余烟，日本鬼子的铁蹄就踏进了沔城。
自打日本鬼子的魔爪伸到沔城以后，一条公路就从吴家墙院的大门前经过。整天，日本人的汽车来来往往，尘土飞扬，有时满载的是日本士兵，有时是军用物资。这些过路的日本鬼子，时常下车来骚扰：抢东西、拉夫、打人，把没烧尽的门窗、木质家具拆去烤火、做柴烧，无恶不作。这里的人们，整天都是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一天，一个日本鬼子，在隔壁贺伯家的草棚那边过来，手里拿着一根粪瓢把，走进院子，遇到我母亲迎头就是一棍，幸好我母亲用手遮挡得快，头虽然没有被打破，但胳膊肘好久却不能动弹。
吴家墙院东边的第一家是殷大伯家，第二家是周九叔家。周九叔家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小名花子，二儿子小名海林，女儿小名桂英。大儿子花子是在烧房子的头一年结婚的，媳妇姓王，那时我们叫她王姐。王姐不仅人长的漂亮，和花子哥的感情好，对我们邻居的小孩也好。每次我到她家去玩，总是摸摸我的脸蛋，看看我的腿，问：后妈又打你了吗？还说，想你的妈妈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玩。
一天清早，就听同屋的伯伯、婶婶小声在说，周家的王姐昨晚上吊死了，原因是昨天下午被汽车上下来的日本鬼子给糟蹋了。当时，我并不明白“糟蹋”是什么意思。以为就是浪费的意思，后来才知道这里说的糟蹋是怎么一回事。
不几天，又听说天元的姐姐，也是被日本鬼子糟蹋后上吊死的。天元和他的姐姐，是李光松叔叔的前妻留下的一对儿女，天元和我差不多大，是我捡柴、挖野菜、跳房子的好伙伴。天元的姐姐比我大得多，大概有十四、五岁了。两姐弟也是生母去世了，常遭后母的打骂，和我真的是同病相怜，天元的姐姐待我非常好。
有一次，我过百子桥到小陈河的北边去挖地米菜，当路过她家时，她叫住我，让我到她家歇歇。后来，还在火钵子里焐黄豆我吃，见我棉袄上的扣子都断了（布扣），内衣都露在外面，连忙就给我缝。缝完，好像还很抱歉似地对我说：“白线，缝的像鱼牙齿！”
自从日本鬼子把通往通海口的汽车路修通后，日本鬼子的汽车就在门前常来常往，住在鹅翅膀的一湾人，就没有过一天安生的日子。一连两起因日本鬼子的糟蹋，而上吊自杀的事件，不仅震惊了住在鹅翅膀的人，这一带的人们都震惊了。常听到周围的叔叔和哥哥在悄声议论：“这帮该千刀万剐的日本鬼子，什么时候才能走？”人们记住了这一笔笔的血泪帐，这个血海深仇。

我们家今天又揭不开锅盖了，父母亲又吵架了。
隔壁殷大伯家的弟媳在通海口帮人家做厨工，回家探望时，知道了我家的情况，建议陈母也可以去通海口帮人家做厨工。
这一信息，给我们家带来了生的希望，母亲下午就跟着去了通海口。
做厨工这一生存门路提醒了父亲，他也想到通海口去帮人家做杂工。第二天清早，我们父子俩简单地把家里收拾了一下，胡乱地煮了点野菜吃后，就向通海口出发了。
开始，能有饱饭吃的信念鼓舞着我，我总走在父亲的前面，后来渐渐不行了，由和父亲并行，到渐渐落后好远了。15里路怎么就这么远呢？每当父亲停下等到我赶上时，我总得要问一句，“还要走多长时间才能到啊？”肚子饿得咕咕叫，两条腿又酸又软，老想在路旁的草地上坐一坐，可是父亲就是不准。这是我五岁以来，走路的时间最长、走的路程最远的一次。
好不容易到通海口了。我们很快就找到了母亲做厨工的东家。那家姓尹，生了小孩，母亲除了做全家吃的饭外，还要照顾孕妇和婴儿，工作的繁忙，可想而知。
父亲把我放在这里后，就去找他自己的工作去了。
到了吃午饭的时间，母亲盛了一碗饭，让我站在灶边吃，后来被东家发现了，他恶狠狠地警告母亲说：“今天就算了，明天你把这孩子送走，不然，你也走。”待东家走后，母亲搂着我坐在灶门前痛哭了一场。见母亲那伤心的样儿，我的眼泪顿时夺眶而出。
父亲找到工作了，东家是曹家祠堂后面的一家姓胡的，他家既开槽坊，又开饭馆，父亲在他家的饭馆里做杂工。听母亲说尹家撵我，就把我带到胡家来。可是，当胡家的人见到我时，个个都是一脸地不高兴，但看在我父亲个子大，力气大，做事麻利的份上，当时也没说什么。后来，见我能吃，一日两餐，每餐都是两碗饭，那一个月要吃多少米呀？什么事都不能做，那岂不亏的太多了。于是，到满一个月时，父亲被胡家辞掉了。
连续被两家的撵出，对我的触动很大，使我在这活生生的事实面前，领悟到了世事的险恶。在现时的世界里，一碗饭是何等的艰难哦！
父亲又和堤街南边的肖家饭馆接洽好了，当我跟着父亲踏进肖家饭馆时，东家见到我，同样是一脸的不高兴。当时，我心想，在胡家饭馆时，老板说我只知道吃，什么事都不能做，我从现在开始，一定要学着做事。可是，扫地吧，人家总是横挑鼻子竖挑眼的，这里不干净，那里没扫到。于是，我就学着父亲到上桥码头去招揽吃饭、住店的客商。父亲还特地给我编了一套词：
饭好、菜香、住房宽，
钱少、舒适、享平安。
请到肖家饭馆来，
保准这趟发大财。
可是，人家看见我的人才一凿子把长，谁会信我的话呢，谁又愿意跟着我走呢？
到现在，我才真正认识到，我的确是我父母亲的一个累赘，一个扫帚星，到哪儿，哪儿不欢迎，到哪里就要把父母亲的工作搅黄。
上天给我的只是一条命，要想活命，还得自己去努力，还得要靠自己的本事来养活这条命。
没办法，两个月后，我们一家三口人，只得卷起铺盖回到了沔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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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父亲病后

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就在这个难熬的年月，我父亲又病倒了，没钱医治，一拖就是一年多。
我们一家三口人的生活，就只能靠我陈母一个人来支撑了。
在日寇的铁蹄统治下，一个女人家怎样来为一家谋得生活呢？经过再三的考虑，于是，她干起了挑藕到通海口去卖的生涯。
那个季节，正是数九寒天，寒风凛冽。每天吃完“早饭”，她就赶到三里外的红花堤去，买人家在藕池里现挖的藕。到藕池中去买藕，不像在菜市场上买菜，是十分困难的。藕在泥沼中，如果遇到好心的人，主动帮忙把藕拖到岸边，这样，过称后就可以去洗。如果碰到爱开玩笑的缺德鬼，谁要买他的藕，谁就自己来拖，遇到这种情况，我妈就不得不脱下鞋和袜，卷起裤管，趟着稀泥自己去拖。为了能多挣点钱，陈母总巴不得多捡一点，这样就得一趟、两趟、……，来来去去地拖。人在旱地上行走，不觉得什么，可是在泥沼中就不一样了。一条腿陷在泥沼中后，要用力才能拔出来，左腿在往上拔的时候，右腿就渐渐陷下去了。就这样，拔了左腿又要拔右腿，走一趟都十分困难，还要两趟、三趟……。数九寒天，寒风刺骨，双脚踩在冰冷的泥水里，其痛苦与艰难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机会好时，还能在挖藕人烤火后的余烬里暖和一下，一般的情况下，只能木着双脚在完全熄灭的草木灰里蹭两下后，继续干下面的工作。
从淤泥中出来的藕，糊满了污泥，需要一节一节、一支一支地洗净，然后再分类整理，大藕放在大藕一堆，小藕放在小藕一堆。一双手冻裂的鲜血淋漓。
满满的一担藕挑回时，已是晚上。我在帮母亲洗脚时，发现母亲的小腿和脚板上，有好多长长短短带血的红条条，母亲说，这是被藕坑中的荷梗和蚌壳碎片划伤的。母亲强忍着手和腿脚的疼痛，吃点东西就赶忙睡觉。
等到第二天鸡开头口（约凌晨1点过后），就挑上这一百多斤的藕担，赶到通海口去卖。就这15里地，母亲从凌晨1点过，到的天亮，要花上4、5个小时才能到达。这是怎样在三步一挪，五步一移哦！在这4、5个小时的分分秒秒里，我母亲是怎样在承受着这一百多斤藕担的折磨哦！待早市卖完之后，又赶紧回来重复昨天下午的工作。就这样，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没藕贩的时候就贩蔬菜卖，直到我父亲病愈。
试想，每天空着手走这来回的30里地，也会觉得很累，更何况一个妇女，带着手和脚的伤痛，空着一个没填饱的肚子，挑着100多斤的重担，天天如此，这是何等的心胸，需要怎样的情怀，需要何等的毅力哟！如果没有陈母当年的苦撑，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有我今天的存在。
后母对我的恩德，和她所遭受的苦难，短短的几个字是难以尽述的。
母亲贩藕到通海口卖去了，父亲病了，哥哥抽壮丁走了，家中的一些事只能由我承担了，比如：捡柴、挖野菜、提水、煮粥、收锅、洗碗……。除挖野菜外，这些事口头说起来，一说就可带过，可是作为一个只有五岁多的小孩来说，却是件非常非常难的事哦。
先说捡柴，去哪儿捡，房前屋后是没有的，去偷人家的我不会干。
在我们家的西南，大约相距一里地的地方，有一条防止麻思垸涨水的长堤，人们叫它“魏家横堤”。堤坡和堤面，杂草丛生，有的长得比我的人还要高。堤面的东、西两边长着一窝一窝的土名叫“斑茅”的植物，一窝的直径大约有1米多。所以这条堤又叫“斑茅堤”。这种“斑茅”春天从老篼里长出淡黄色的芽来，芽长大后，就变为深绿色的叶，叶长1、2米，宽约2、3厘米，叶的两边长满了锯齿样的刺，如果人的肉体不小心碰到它，不仅要出血，而且又疼又痒，十分难受。
到了夏天，从叶的中间长出长长的秆子， 秋天，秆子的顶端就开出先略带枣红、后完全灰白的绒状花来。它的种子能在空中飞扬。秋后，待它的叶和秆黄了以后，栽种的人就把这些叶和秆割回家。这些割后留下的4、50厘米长的桩桩，经过 日晒雨淋，渐渐腐烂，就变成了灰白色。只要用手握住这些灰白色的桩桩的上部，轻轻一掰，然后一扭，它就脱离了它的老篼，就成了我的柴。但是，如果你手扭的桩桩是淡黄色的，那是前一年的，那你无论怎么扭，怎么拔，也别想把它和它的老篼分离。
我的柴就是在这里“捡”的。不过，要掰这些灰白色的桩桩，在斑茅没有长叶时掰，手所受到的伤害要小一些，如果在长出长长的叶后去掰，一片挨着一片的叶，手都难以伸进去，手和手臂都要被带有锯齿的长叶划破。所以，我在这里捡柴，大半是在晚秋到初春这段时间。
掰回来的这些斑茅篼，因为是从老蔸上掰下来的，它的根部都是湿的，还不能马上就烧，必须要晒。为了省事，我就把它全部根部朝外，码放在我家房前的阶檐上。长长的一条，一头是干的，一头是湿的，干的烧完，湿的也干了。
晚秋和初春，虽然是掰“斑茅篼”的好时机，但是寒冷的天气，对我的这双手却带来了严重的伤害。
我的这双手的手背，除了被“斑茅篼”坚硬的干和叶戳破的伤痕，就是一条条皲裂的口子。每一个伤痛处都凝结着殷红的血迹，有的还是鲜红鲜红的呢。这些伤痕和皲裂的口子，沾水就像刀割一样地疼。白天为了有柴烧，木着心拼命地干，到了晚上，这双手在被子里焐热后，又疼又痒，抓心挠肝，难受得让我难以入睡。
每天收锅洗碗，总是小心翼翼，生怕把水沾到了手背上。洗碗时，只是用左手的大、中的两个手指把碗抠着，用右手的大拇指、食指拈着抹布（或者用筷子夹着抹布）擦一擦，然后，再拈着碗用清水涮一涮了事。
我的这双手，由于沾水就疼，怕疼就不沾水、不洗，天天又要去捡柴或者挖野菜，就变得又黑又粗糙。用我父亲的话来说，像个“拖罐耙子”（把煨在灶膛里的瓦罐取出的耙子）。那时，我不在乎人家嫌不嫌我脏，只知道家里有柴烧，有菜吃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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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远迁的思念

捡柴不单是把我的手弄得像“拖罐耙子”，还差点把我的眼睛弄瞎了呢。
一天，就在“魏家横堤”上，因为距家近的北头，“斑茅蔸”天天掰，渐渐少了，想到堤的南头去多掰一点回家。于是提着装柴篮子，在杂草丛生的堤上往南走，可能是因为心急赶路和鞋不巴脚的原因，脚下一绊，人往前一俯，左眼就戳在了一根枯死的蒿梗上。当时疼痛难忍，于是就用手捂着眼睛回家。幸好这根蒿梗并不粗壮，且只戳伤了上眼皮。后来，得亏隔壁的殷大伯用他家用剩的药膏来抹，才没事。如果被戳的地方还稍下一点，我的左眼就瞎了。
再说提水吧，那时我们家吃的水，都是在我家南面大约100多米远的，一个和洗马池相连的小池塘里打的。那时的我，别说是一桶水提不起，就连小半桶水也是双手握住桶把，擎在肚前，两脚小步往前移，三步一停、五步一歇地慢慢挪到家里的。
有一次还差点淹死在水塘里。
我穿的鞋，除过年有一双新鞋外，平时是没有的。热天一赤脚，天凉随便拖一双（有时是父、母亲的）脚趾露在外面的“头穿底落”的破鞋。由于不小心，打水时溅起来的水花，把水埠头上的木板给浇湿了，脚下的“鞋”又别别扭扭的，人往后一仰，就掉进了水塘里。幸好身上的衣服穿的多，没有往下沉，且面部在水外。我连忙呼救，正在田里拔萝卜的廼玉听到了，急忙跑来，才把我从水中拉了起来。
天热了，汗湿了的衣服要洗，农村洗衣主要是用两只手反复搓、揉。那时，像我们这样的穷家小户是不可能买肥皂的，为了使衣服上的污渍容易洗掉，使用的是灶膛灰过滤的“灰汁水”。因为我家烧火做饭使用的都是斑茅蔸、柴草，把这些化为灰烬后的灶膛灰，用水浸泡后过滤出来的，就是颜色为黄澄澄的 “灰汁水”，碱的成分很高，因而能很快地去掉衣服上的污渍。
那时我们穿的衣服，都是婆婆纺的土棉布做的，汗湿后，又厚又硬。用这样的“灰汁水”，洗这样的衣服，即使是成年人也都感到难以承受。每天洗完衣服，我的手掌都泡白了，皮都皱起了，十个指头都是红的，有的指头已经磨去了皮，用手拿东西时，都得要仔细挑选手指去拿。
我的这双手，冬天的伤痛刚好，夏天的伤痛又接踵而至。

1942年，待父亲病好一些后，父亲觉得在沔阳城谋一家三口人的生计，实在是太困难了，想去武汉找亲戚，期望得到亲戚的帮助，于是就动了去武汉谋生的念头。
父母亲在商量，我在听，也在想。自从住到这个房子里，我从在妈妈怀里待着，到学会说话，学会走路，到今天能做一些小事，对这里的生活印象是深刻的，因为它让我尝到了人间的甘与苦，人情的冷与暖。住在这个院子里的人虽然都穷，但都心地善良、热心快肠。院子里的一草一木也都深深地刻在我的脑子里，它们见证了我家的生离死别，悲欢离合，我的生母就是在这里离开我们的。
秦妈，是您给了我生命，又含辛茹苦地把我抚养到了三周岁，可是那时我毕竟只有三周岁，还什么事都不懂，不说怎样报答，就连在您的病榻前问候一声我都不懂 ，您是在儿子的懵懵懂懂中离开的。妈妈，尽管在您去世后，当时我房前屋后地叫着、喊着，找过您，可是，那时我的确太小，太不懂事，就连您留在我脑海里的容貌，竟还是后来在照片上看到的样子。
大约在您去世一年后，一天，我实在没法控制对您的思念，就滚来一个树墩搭台，在柜子的抽屉里东翻西翻，翻出了两张照片。一张是我和哥的合影，一张是我们的全家福。在全家福照片上，您和父亲坐在茶几的两边，您把我抱在怀里，哥哥站在父亲的旁边，您旁边还有一个邻居的小姐姐站着。当时，我喜出望外，就对着照片上的您，“妈妈”、“妈妈”一声一声地喊，可是，您始终是微笑地看着我，怎么也听不到您的回应。年深月久，频繁地搬家，现在照片也没了。不过，妈妈，您的容貌，已经牢牢地烙在我的脑海里，直到我去九泉之下陪伴您的那一天。
妈妈，您知道吗？要是那时我们家里稍有点钱，请来医生，吃些对症的药，您是不会这么早就离开我们的。今天，我写这点文字的时候，眼泪一直不自主地往外涌，泪水点点滴滴掉在键盘上，不得不多次站起身来，擦擦被眼泪迷糊的双眼和打湿了的键盘。真的是“子欲孝而亲不在”，在您大病中和去世时，我蒙昧无知，作为您的儿子，不能为您减轻的痛苦，挽救您生命，怎能让我不落泪呢？母亲的养育之恩，我未曾报得万一，怎能让我不落泪呢？
还有，别人家亲人去世后，家里都供有灵牌位，可您去世后，我们家却没有您的灵牌位。这个原因，我想不说您也是知道的。家里没有您的灵牌位，虽然我不能每逢初一、十五给您烧香磕头，但我心里是常常默喊着“妈妈”的。我知道您就在我身边，天天在看着我。可是，如果我们去了武汉，您还能天天看着我吗？
八、九岁的哥哥也就是在这里被作为壮丁抽走的，这是因为有了我，是兄弟俩，这个家如果只有哥哥你一个，这事就不会发生了。哥哥在家时，总是告诉我写字、读书，每当有人欺负我，你总是把我拉在你的身后，哥哥，我们搬走了，你回来时还能找到我们吗？
令我难以忘怀的还有院墙西南角的那棵大柏树，它距我们的房间大约8、9米，风的大小，它都能清楚地告诉我们。冬天，好多次我都是在它的呼呼叫声中醒来的，我知道，我不能责怪大柏树，刮北风了，这是我的被子薄了。
在那身临绝境的年代，鹅翅膀的穷苦兄弟们，对这棵树都寄予了无限的希望，希望它是一棵神树，树上的神仙能给这里的穷苦兄弟带来好运，让他们不再受这穷苦的煎熬。每逢初一、十五给它敬香烧纸，逢年过节披红挂彩，现在，虽然一日两餐还是照样艰难，可能是时间还未到吧。
现在，我们家要搬出这个院子，要和我那些疼我、爱我的伯伯、婶婶，以及一同拾柴、一同玩耍的小伙伴分别，可能真还有点依依不舍，不知以后还能不能回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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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惊恐更甚

从沔阳城到武汉，日本鬼子的汽车是通行的，但没有老百姓乘坐的客运车。要到武汉，一是步行，二是坐小木船。全程坐小木船没有那么多的钱，只能走一程，坐一程的船。我们在郭河遇到一位带着小孩的女人，刚好她也希望坐船到彭场。我们就和她在郭河合租了一条小木船，沿通洲河向彭场进发。
坐在木船上不用走路了，但因为 人多，腿没法伸直，时间长了疼的厉害。除此之外，坐在船上，没有吃的，肚子饿的难受。开始，同船女人的小孩吃饼干时，见我也是个小孩就给1、2块吃，后来，连人家吃剩的饼干渣也全给我都吃了。
到彭场后，在彭场附近的一个农户家，煮了点吃的，要了点地方过了一夜，第二天经西流河、侏儒山。同样在一个农户家煮了点吃的，顺便向那家要了点地方睡觉。我和父亲共睡一张竹床，白天走累了的我，掉在地上居然一点也不知道。
第三天到达了永安宫。父亲说，明天就要到汉口了，不要让亲戚见了太瞧不起，就在永安街上请人给我剃了个头。
我们捏者肚子，忍着饥饿，拖着沉重的双腿，总算奔到了汉口。
听父母商量说，首先要去找的人，是我三姑妈的儿子苏崇林，他家住在中山大道的同豐里。这时太阳已接近落山了，我们在中山大道右边的人行道上寻找“同豐里”。父母在前面走，我强忍着腿痛在后面跟着。汉口这么多又高又大的房子，真叫人眼花缭乱！我虽然腿难以迈步，但眼睛却一秒钟也没停止过对右边墙面上的字的搜寻与辨认。父母亲已经走得很远了，我还盯着一面墙上的字，那时，对我来说，能认识“同”、“里”两个字，中间的“豐”字从来就没见过，没把握。于是，三步并做两步，一瘸一拐地跑上前叫住父母亲，告诉我看到的情况。父母亲走转来一看，果然是“同豐里”。
里，就是里弄，即比较窄的街道，胡同的意思。我们走进去一问，很快就找到了表哥苏崇林。表哥、表嫂非常热情，立马做饭让我们吃。菜也十分丰盛，其它的菜都不记得名字了，我只记得有一碗菜是剥了皮的蚕豆米，非常好吃。这一顿饭，可能是我有记忆以来，吃的最好、吃的最香的一顿饭。
表哥在汉口三署街的一所小学当校长。饭后，表哥说：“三署街是难民街，比较安全，舅舅就去我那个学校做校工。我们家添了个小孩，舅娘就在这里帮忙洗衣、做饭、照顾小孩。”当晚，表哥就把父亲和我领到了学校。
父亲在这里做校工，其实也没有多少事可做，住校的有一位是带着孩子的女老师，自炊自食，不用我们管。我父亲主要的工作是，早上打开校门，晚上关上校门，打扫楼上、楼下、走道及办公室的卫生。空余时，把坏了的桌凳修修。但是，因为是战乱时期，物价飞涨，工薪又少，生活还是同样艰难。
跟在老家比起来，我就清闲多了，于是走进了一年级的课堂。但是，虽然这里是难民区，枪炮的声音仍然不时在耳边轰鸣，混了几天，什么东西也没学到。
1943年初夏的一个傍晚，突然“呜！”“呜！”响起了凄厉的警报声，接着四周也都跟着响了起来。惊恐的人们不知道要发生什么情况了，四处乱串。20分钟后，远处传来了飞机的轰鸣声，这时，雪亮的探照灯光柱，在天上横一道，竖一道，简直就织成了一张灯光网。远处，不时还传来枪炮和爆炸的声音。
我们连忙跑进学校里，吓成一团。这里躲也不是，那儿躲也不是。前面的高楼目标太大，我们是不敢去的，最后，就躲在后面低矮的厨房里的一张小桌子下面。原来黑黢黢的厨房，时不时被天空中射来的光亮，照得雪亮雪亮。外面的响声，在这个低矮的厨房里，照样能听见。我的两条还腿不自主地颤抖着，心扑通扑通的直跳。大概临近午夜12点左右，四周才逐渐恢复平静。
经过这一次惊吓之后，父母亲都有点后悔了，这里飞机、炸弹的威胁比乡下更加可怕。同时，也不忍心在这里再拖累表哥了，于是决定，还是回到沔阳城去自谋生路。
回到沔城，“吴家墙院”我们原来住的那间房，已经被同族的人住上了。没办法，只得厚着脸皮回到父亲的同胞哥哥家去住。伯父早去世了，现在是他儿子迺贤（荣发的父亲）当家。
迺贤哥是个农民，以种田为生，他是个一心只想发家致富、要钱不要命的人。每逢农忙季节，他家上午是不烧火做饭的，全家吃的是：用凉水拌熟大麦磨成的粉子。他犁地时更是比一般人特殊，为了不耽误时间，多干活，他把熟黄豆装在上衣的口袋里，一手扶犁把，一手往嘴里拋黄豆，边吃边耕地。
我们来这里住，开始还算可以，毕竟是亲叔侄关系，何况两老兄弟还没曾分家，祖辈留下的房产，也有我们的一半。
这栋房坐落在姜家巷，距“吴家墙院”所处的鹅翅膀大约两百多米。和“吴家墙院”一样，距闹市区较远，虽然经历了128师放火焚烧，也是因为四下没与其它房屋相连，抢救又及时，损毁的程度也不是很大。
它坐东朝西，我爷爷盖房的时候只有两间，南旁边的厨房及猪圈是迺贤哥后来自己添加的。房屋大门前是一条通往司马桥、建兴门的路，路的西边是一个池塘。现在，塘里正长满了绿色的荷叶，红色的荷花，不时就有扑鼻的荷香随风而来。塘边柳树上的知了还一声声“知了、知了”地叫着，是欢迎我们呢，还是预示着什么呢？
我们的住处，就安置在堂屋背面的拖院子里。早晨，打开后门就能见到满天的朝霞和初升的太阳。我们紧靠神壁的背面搁置了个床，三个人就同睡一张床，床的斜对面放了一张桌子。做饭就和迺贤哥家同在他家的厨房里。
住的地方有了，为了解决三个人的吃饭问题，父亲就干起来走乡串户，提篮叫卖的行当。尽管起早贪黑，风雨无阻，但还是解决不了三个人吃饭的问题，于是，母亲也出征了。我们每天天还没亮就起床烧火煮粥，吃完粥，父母亲就出门了。父亲卖的是糖和烟一类的物品，每天都是往东走：二羊、埠湾、窑场……；母亲买的针、线、袜子……，出南门，过东荆河到洪湖的施家港，转绣花堤，谢仁口……。到天黑，才拖着酸软的双腿，疲惫的身子回家，赶忙吃点后，还要赶到一里外的下关街上，去批发店里上货。在那时，我们生活的标准是非常低的，只要一天有一升米能煮兩顿粥就够了。所以，对每天出门叫卖的利润，并没有多大的奢望，如果能赚到一升米，明天一家人的生活就有指望，如果能赚到一升多米，就有盈余，如果连续两天能赚到一升多米，这样，遇到天雨，就可以休息一天，或者可以吃顿干饭了。


第八章、吃住两难

在那日伪统治的时代，天下乌鸦一般黑，城镇、乡村到处一个样，苛捐杂税，派工拉夫，压得人们气都喘不过来，能省就省，谁还有心思来买这些东西。加之父母所买的货物，都是些价值极低的物品，所有的物品就是全卖光，也值不了多少钱。所以，跑断腿，累一天，所得的盈利是极有限的。
房子的后面是迺贤哥的菜地。他的嫂嫂（我喊她为刘姐）非常贤惠，也颇有同情心，见我们家的生活这么苦，就瞒着迺贤哥偷偷地扯点蔬菜给我们吃。
住在老屋里，时间一长，矛盾也就随着时间日渐增长。后来，终于闹翻了，迺贤哥宁可分家，也不让我们在这里住了。于是请来了吴家的族长、户长，姑爷、舅爷。评判、商讨的结果，房不拆，由迺贤哥给70元大洋，我们搬出走人。
又没房子住了，怎么办呢？后来，冥思苦想，想到了二姑妈。
二姑妈在九贺门城内租了杜家的一间草屋。这间草屋虽然小，他们把它分做了两间，一间做房间睡人，一间做厨房烧火做饭。我们可以在她的厨房里将就一下，待以后租到合适的房子就搬走。
这个想法得到了二姑妈的同意，我们的住房就又有着落了。我们没有什么家具，不单搬家容易，放在姑母的厨房里，也不影响两家烧火做饭。
九贺门出城门就是下关街，从九贺门往南走约600米的距离，再左拐100多米就到了东门，这原来是沔阳县城内的主要街道之一。现在，到处都是残垣破壁，瓦砾遍地，既没商铺，住户也少，冷冷凄凄，没有一点县城的气势。“街道”的两边，只能见到一块连一块立着殘墙的空屋台。从这些空屋台上，还能依稀辨别出以前这些房屋的大小规模。残墙上，善于爬高的藤本植物迎风摇曳，残墙下，只能匍地的青青小草给一堆堆的瓦砾着上了新装，这些，都是日寇和王劲哉的杰作。现在，两旁凡是有人住家的，都是靠着还没倒下的墙壁，搭建的草棚。
姑母的家距九贺门城门大约200多米，姑父白天上班，晚上回。姑母是一个纺棉纱、织土布的高手，她纺的棉纱又细又匀，不仅织布供一家人做衣穿，还可以卖钱买米买油，补贴家用。姑母还有一个幺女儿，叫燕儿，比我大一岁，姑母做其它事时，就逼着她纺纱，如果姑母出外，还规定她必须纺出几个几个“穗子”，所以她的纺纱技术也是不错的。
我们在这儿居住，虽然是城里，但毫不喧闹，和郊区没有多大的区别。父母亲清早出门后，家中的一些事儿照样就是我的了。所不同的是，在鹅翅膀、姜家巷住，家里吃、用的水，都是塘里的水，现在所有的生活用水，都是水井里的水了。在水井里打水，除了要有力气往上扯井绳外，还要有技术，如果方法不对头，提水桶的桶口不朝下，就打不起水来。听懂了表姐燕儿对扯水要领的讲解，又经过几次亲手实践，我已经能够较熟练地从井下扯半桶水上来了。更令我高兴的是，现在取水不用我一个人提了，可以和表姐两人抬。
在这里住，我害了两次病。
第一次是得了水痘，时间大概是1944年，记得天气很冷，是在冬天。在那个时候，对于害病来说，照样是“有钱的把钱使，没钱的把命挨”。我们一家三口人连吃饭都保证不了，哪来的钱看病呢！开始时，觉得全身不舒服，不想吃饭，咳嗽，父母亲也没怎么在意。后来发烧了，这时头痛、浑身疼，关节痛。母亲看着我脸被烧得通红，知道病得还不轻。于是不出门做生意了，整天就守在我的床铺边，时不时地摸摸我的额头，还有时给我刮痧。发烧没有对症的药吃，尽管抚摸、刮痧，发烧还是照样发烧。后来，想到了求神，于是买来香纸、蜡烛，磕头作揖，烧香许愿，但同样还是丝毫没有减轻我身体的热度。
两天后，出皮疹了，从头部、脸部向四肢扩散，并且是一堆堆地出现。再后来，这些疹子就变成了一粒粒豆状的小水泡。开始，水泡的颜色较清，往后就渐渐变得混浊了，而且非常痒。大约三、四天后，这些水泡就慢慢变干了、结痂了。大概半个多月后，这些痂就逐渐脱落了。
不知是我秦母在天之灵的保佑，还是我福大命大，反正，这半个多月我片药没沾，痂脱落后，就想吃东西了，腿也慢慢有劲了，并且没有任何的后遗症和并发症。
第二次得病，时间应当是1945年的初冬。那时，没有日本鬼子了，九贺门城楼上住的是国民党的军队。一天傍晚，我大便时，拉下一个红色的肉球，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吓坏了。后来，叫来母亲，用手托着它，往肛门内慢慢揉，才恢复原状。
这种病症用现在的医学观点来解释，叫做脱肛，又称为直肠脱垂，是直肠黏膜部分或全层向下移位，脱到肛门外面。这是由于小孩先天性的禀赋不足所导致的，有的还与小孩子营养跟不上有关。
对这一病症，不仅我没见过，连许多大人都从没见过，这么大的一个红通通的东西，从肚子里垂下来，太恐怖了。
这件不常发生的事，惊动了四邻，许多好心人都来探视，并且提供了好多办法。不过，凡是需要花钱的建议，尽管说是极其有效的验方，我们都不能采纳。就在这些建议中，母亲采纳了一位姓苏的婶子的建议。她说：吃狗肉，狗肉一吃就可以好。而且她还告诉我们，九贺门城门口的士兵正在杀狗吃。这个办法好，不用花钱。母亲立马去城门口，向那些当兵的乞求、说好话，请求给点狗肉治治孩子病。那些当兵的还不错，见母亲说得可悲可悯，就一刀割下了一、两斤狗肉给母亲了。
那时，母亲还有点迷信，坚持说，狗肉不能上灶，这样会得罪灶神爷的。我们就在门外的墙边用碎砖码了个灶的形状，支上锅就煮起狗肉来。还真灵验，待我把这些狗肉吃完，脱肛的病症就再也没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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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苦读私塾

1946年初，二姑母家租的草棚，房主要房，二姑母一家搬到了她二女儿所在的周家剅，我们家就搬到了紧靠九贺门内城墙的喻家去住了。
这个房子，也是在日机轰炸、王劲哉焚烧之后搭建的，是一栋北面就着城墙的“偏刷子”（一坡水）瓦房。一共住有三家，西边的一间房，是一家姓刘的租的，当家的跑汉口，做水路上的生意。一间堂屋过来，中间的四间房，是房主自己住的，两间做卧室，两间做厨房、饭厅，整个房的西面和南面的中间段都是砖墙。东边的两间房就是我们租下的。这两间房的东面和南面都没有墙壁，仅仅是用芦苇和芦席遮拦着。我父亲风趣地说：“我们一个穷光蛋，难道他还把我的儿子偷去了不成？”
开年，我已经进入10岁，我父亲说，再也不能耽误了，要读书了。喻家有一儿两女，大女儿快要出嫁，小女儿比我大一岁，也没有读书，只有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儿子叫喻伦源的在读书。
他读书的地方，是一个名叫杜谦安老师所教的私塾，地址在下关街刘家丝烟铺的后面。听喻伦源的父亲介绍说，这个杜先生不论是文化水平，还是教育孩子的责任心，在沔阳城地区来说，都是有数的。于是，我就要跟着喻伦源去上学了，这也可以说是我这辈子真正意义上的上学。
上学的那一天，天还没亮我就起了床，喻家那边还没有丝毫的动静。我把买的新书《论语》，小心翼翼地捧在手里，闻了又闻，看了又看，非常激动与不安。书啊，我朝思暮想，多么想成为你的朋友，今天，总算盼到了。马上就要去上学，先生是个什么样呢？会不会嫌我家穷，嫌我的衣服破，嫌我脏呢？学校是个什么样呢？同学会不会欺负我呢？心老是砰砰砰地跳，好像就要跳出来似的。在暗淡的光线下，书上第一面的字，只能认出少许的几个。我要用心去读书，一定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这本书读完。
待喻伦源洗漱完毕后，我连忙把书装进母亲用破衣改制成的书包，怕喻伦源取笑这个书包，就用双手捂着它，跟在喻伦源的后面去上学了。
地处下关街的刘家丝烟铺，门面不大，临街的一面，屋面两坡对称，呈人字形，是间较矮的小草房子。穿过做店堂的第一间房，从第二间房西边的一个侧门出去，就是一个很大的空场院。场院的西边和北边，都是高高的呈土红色的墙，下浓上淡，这是被火烧过的痕迹，看来，原先这里的房子都被大火烧掉了。场院的中间，有一个约1米5深，上面直径为3米多的圆台形的土坑，喻伦源告诉我说，这是一个**坑。哇！我心一忑，**就落在这户人家的家里？太可怕了。
穿过这个大空场院北面墙的缺口，又是一个更大的空场院。远远望去，这个空场院的西面也是一堵高高的墙，北面的墙稍矮一点，和南边场院的墙一样，呈土红色，尤其下半部的颜色更深一点。空落落的大场院，冷冷清清，地面没有一点点平坦处，到处都是野草盖着的瓦砾堆，我们说话，高墙马上就把我们的说话声传了回来。站在这样荒凉的地方，不禁让人身上都要起鸡皮疙瘩。
喻伦源指着东面一间矮小的破草屋说：“这就是我们的教室。”我就在这里开始了我真正意义上的上学。
不一会，同学们陆续到齐了，全校也只有十几个学生，能认识的人很少。先生来了，我把学钱交给先生后，先生就告诉我读书了（这叫“上书”）：“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因为这是一所私塾，对于刚上学“发蒙”的学生，先生只告诉读，究竟是什么意思，先生是不讲的，待你读上较高深的书了，比如《幼学琼林》、《古文观止》，先生才开始讲，这叫“开讲”。对于像我这样的只读不讲的学生，先生上的书，只要你背熟了，先生可以再上。不过头天上的书，第二天、第三天都是要重背的，这叫背“温书”。
每天早晨，先生来了后，所有的学生都要主动去背温书。像我这样新发蒙的小学生，只有一本书，背书简单，早先读书的“大学生”，必须事先把要背的书按一定的次序，一本一本地垛好，放在老师的案前，然后，就背对着老师一本一本地背。如果你不熟，老是磕磕巴巴的，一个词、一句话重复了又重复，先生就把书朝你一扔，“再去读”；如果老师心情不好，对你的印象也不好，你又不能很好地背书，老师就拿起两尺多长的厚竹片，打一下屁股提示一个字、一个词或者一句话 ；对于那些不能背温书的学生，那就要吃竹笋炒肉了（即用厚竹片打手）。
中午来上学，先要用毛笔写一篇“大字”。早先读书的“大学生”，是临“柳公权”、“颜真卿”的字帖脱手自己写，我们这些刚发蒙的“小学生”，还得先生写个“引本”，然后把要写字的空白纸套在“引本”上，一笔一画地照着引本去描。大字写完后，还要在每个大字的右边写3个小字，然后才可以交给先生。
对这些书写练习，待全体学生交齐后，先生就马上 “判改”。如果字的间架合理，结构匀称，就在这个字上用红笔圈一个圈；如果那一笔刚劲有力，圆润美观，就在那一笔上圈个小圈；如果某个字的间架合理，结构匀称，又刚劲有力，就连圈两个圈，这是对学生书写作业的最高奖赏。如果写的字不合章法，出现了“败笔”，先生就在败笔的地方划上一竖，这叫拖“杠子”。
每天，当先生判改的书写练习发下来时，我们都是先分类数一数圆圈的个数，然后，同学间相互用手势通报，当然，有人欢喜有人愁的情况是经常有的。
写完字后，剩余的时间就是读先生上午上的书，直到放晚学。就我这样的发蒙的学生来说，这种读书的模式，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死读书，读死书”。除能增加些识字量外，尽管读的、背的滚瓜烂熟，但读的是什么，背的是什么，什么都不知道。不过，等到先生开讲时就不一样了。另外，在先生给 “大学生”讲时，我们也可以偷听，我们也可以额外获得一些知识。。
晚饭后，先生规定每个学生晚上必须读书，这叫“读夜书”。先生对学生的读书学习，的确是十分尽心尽责的，每天晚上都要检查夜读。他家住十字街，每晚，都是先到头天门魏家茶馆喝茶，喝完茶，再顺道一一查听每个学生的夜读的情况。我们的住房就紧靠九贺门的城门口，是先生回家的必经之路，每天晚上，每当听到先生的咳嗽声，就知道先生要回家了。
我的真正意义上的上学，就是这样，一天、一天的周而复始。三个月后，我读完了论语，升读《孟子》了。
一天，跟往常一样来到教室，只见同学们满脸惊异的神色，交头接耳地在谈论什么。一打听，他们说：昨晚听到枪声没有，有人把县长杀了。直到先生来了以后，经先生的讲解，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原来是国民党的县自卫中队长杜绍良，和分队长章虎臣，率自己的所属部队70多人起义了。他们枪杀了当时的县长吴雨桐，携长、短枪100余支，投向了就在我们附近的共产党新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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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无奈的辍学

1947年春节，我快满11周岁了。回顾过去的这十年，我们家除过年外，一年365天，没有一天是我们家的节日，或者某个人的生日，只有过年时才有新鞋穿（新衣不能肯定年年有），才有大米饭、蒸鱼、蒸肉吃。但过年从来没有举行过什么仪式，烧香拜神，敬祖宗。
今年不同了。喻伦源的父亲，在当时政府的税务部门工作，还保留着城里人的老习俗，规矩大，礼道多。因为我们同屋住的三家，人口都不多，刘家两个大人一个小孩，喻家两个大人两个小孩，我们家两个大人一个小孩，三家的人数加起来才共10个人。于是，他和我们两家约定，三十的晚上，三家一起在堂屋里吃团年饭，凌晨一起“出行”。团年饭对于菜的安排是：三家各出四碗互不雷同的菜。
三十那天晚上，堂屋大门前写有“苍梧堂”三个红字的大灯笼亮了，大门旁和大门上分别贴上了春联和门神。屋内灯火通明，火盆里的柴炭烧得正旺。神堂换上了红通通的新对联：中堂是：天地君亲师，两旁的对联是：清溪采藻明其净，静夜焚香告所为。每个人脸上都堆满了笑容，客堂里暖融融的，洋溢着喜庆的气氛。
十二大碗菜上桌后，三个家庭十口人，就围坐在一张桌前，吃了一顿别开生面的团年饭。大人们相互敬酒，相互祝贺，相互礼让，一团和气。这顿饭，我尝到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才吃的菜肴。
饭后，三家人都围坐在火盆旁，除夕守岁，有的讲故事、有的猜谜语，笑声不断。随后，两个女孩就神神秘秘地开始了“请七姑”的准备工作。
好玩的时间过得快，不知不觉耳边就传来了远处的鞭炮声。要开始举行新年的“出行”仪式了。
我们起身来到神柜前，大人们把敬神的蜡烛、香点燃后，就边烧纸边领着我们叩头作揖，先共同拜的是天地，随后是各家拜各家的祖宗，接着就是三家人互相祝福、拜年。最后,就是打开大门， 燃烧“发宝柴”、“行香”。“发宝柴”是用芦苇、麻梗扎成的1米多长的圆柱型柴把， “行香”就是把许多单根香捆成一个圆柱状，外面再包上红纸。“发宝柴”、“行香”点燃后，在场的人都要作揖、磕头，祈祷新年吉利，全家平安。最后就是燃放鞭炮，鞭炮震耳，火光映天，真是一派壮观的景象。正月初一出行，送旧迎新，进入了新的一年!
燃放鞭炮是我们小孩最喜欢的事，也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在那时，只要听到鞭炮的声音，我们就立刻向哪里跑去，待爆炸声一停止，大伙就蜂拥而上，寻找那些被炸掉了的而没有爆炸的单个个鞭，一找就是一大把。这些单个个鞭，我们可以把它捏在指头放，也可以点燃后往空中扔，在空中爆炸。

长时间的战乱，派伕抽丁，苛捐杂税，把民众太拖苦了。这一年的正月，来东岳庙烧香拜神的人特别多，大家共同的心愿是：祈望今年是个丰收年，祈望从此天下太平，祈求神灵保佑，能过上好日子。
东岳庙，又名天齐庙，庙宇的房屋以及西边的广场大约占地的两万多平方米。1941年被焚烧，以后经过许多心善的人逐日修缮，到1943年又盖起大殿，逐渐有了往日的大致形象。庙宇位于城外的漕河街。山门的南面，正对着玉带桥，过玉带桥就是二天门，穿过二天门再往南走200多米，就是头天门，头天门在下关街的中段。这是南来的香客的必经之路。
踏进山门，就是门殿，穿过门殿即为丹池（天井）。丹池的东边有阴曹地府十殿阎罗殿，阎罗殿里有阎王爷，以及他的判官、黑白无常、牛头马面等神，和地府对于天地间万物死后的灵魂，根据他们在阳间的善与恶，在这里的不同处置的泥塑木雕。丹池的北边紧连着正殿，踏进丹池就能看见巨大的东岳菩萨的銅铸神像，它是掌管人生死的神。神坛的两边，可通往大殿的后门，出后门左手就是韦陀殿，右手是僧人的膳堂宿舍，再往前走就是地藏王殿，过一个天井，对面是三佛殿，出耳门就是皇经堂。皇经堂的西南面，就是一个面积约一万多平方米的坪地。
来庙烧香的人，多数是来自附近的十里八乡，最远的要数来自长江那边的湖南。他们有的是身披红布，手握烧香，有的敲锣打鼓，有的是三步一揖，五步一跪，有的是手里捧着燃着的香，身上打着赤膊边走边拜。庙内庙外，你来我往，人流如潮。那时，我在东岳庙除了和小伙伴们抢鞭外，最主要是在那里收集烧香的人还没烧完的蜡烛，用来照明，供我夜晚读夜书。这些蜡烛大半只烧了一点点，待烧香的人离开后，我就将它吹灭，归我所有。
学校的草棚房坏得实在不能住人了，就搬到了九贺门城内的杜家。
从九贺门城门往南约走100多米，再往东拐约100米，就到了杜家的门前。杜家的门楼虽然只剩一堵残墙，但走近门楼残墙的大门，就能看见里面是一个要上几道石砌阶台的石板大院，很美观。跨进大门，先走过一块用方石块铺成的长方形平台后，上第一道三级石阶，再走过一块用方石块铺成的长方形平台和第二道三级石阶后，还要走过一个石砌平台，跨过五级石阶，就是杜家的住屋了。尽管这些石砌平台和石阶都有被火烧过的痕迹，和破损的石块，但仍然能想见出它昔日的风采。杜家住房的北面紧靠城墙，大概也是和喻家一样的偏刷子瓦房，不过只有三间。
我们读书的地方就在他家的堂屋里，堂屋整洁雅致，但面积不大，放不了几张桌子。不知杜家的当家人当时是政府官员，还是经商的，反正和一般的民众不一样，除房子是瓦盖的外，还很有雅兴，院子里的阶台上，匀称地摆放着适时的盆栽花卉。
现在的时局，虽然日本鬼子走了，但国民党来了，穷人的日子照样不好过。自从搬到喻家以后，因为走乡串户提篮叫卖的生意难做，我们就在城门边摆了一个小摊，卖的物品有火柴、烟卷、皮蛋、咸蛋、瓜果、甘蔗……。一到夏天，城门洞里很阴凉，不论什么风吹来，都能使人更觉舒适。附近的老人、小孩都来这里避暑乘凉，我们就把小摊移到城门洞里，虽然收入也不怎么样，但避免了走乡串户、日晒雨淋的辛苦。
九贺门城楼上，是一栋较大的草盖的四坡水的长方形房子，国民党的军队开来时，就住在那里。大一点的军官，都住在城外緊靠城墙的沈春发客栈里，城门洞就成了他们的天下。这时，尽管是大热天，人们也不敢来这里乘凉了。我们只得收起摊子，父亲就重抄旧业，提篮串乡叫卖去了。
在杜家屋里上学满一个月了，家里实在再也拿不出交给先生的学费，我不得不偷偷地端上自己的板凳，依依不舍地退出了杜先生的私塾门槛。

母亲知道军营不是个好做生意的地方，那里全是年青人，当小兵的是很少有钱的。但坐在家里干挨饿怎能行呢？于是，还是打算贩点吃的东西，到城上军营里去试试。
母亲怕她一个人照不住场，特地叫我也同去，多一双眼睛照看，总好一些。爬上城坡，有人看见我们提着篮子来了，一个背枪站岗的问“干什么的？”“卖吃的。”听说是卖吃的，立即就有人围拢来了，他们这件食品拿起来看看，那件糖果拿起来闻闻。后来人越聚越多，这个要买，那个要看，这个拽篮子，那个就在篮子里拿，不一会，赊来的一篮子的货物空了，可是却没收到一个钱。
这次赔本的买卖，母亲懊悔不已，心疼了好几天。但不挣点钱拿什么生活呢！又和我商量说：“城楼上驻的都是些老兵痞子，不好惹，旗纛台驻的是新兵，我们去那里卖，兴许好些。”
旗纛(dào)台在那时是个常住军队的地方，房屋多，且宽大，前面还有一个很大的操场。“团管区”（国民党主要负责兵员征训工作的机构）住房这里时，旗纛台时常注满了从四乡五里拉来的壮丁。因为都是抽来的壮丁，人家都在为与父母、妻儿离别而伤心，哪里还有心思买我们所卖的那些吃的东西呢。更何况，为防止壮丁逃跑，周围都是岗哨林立，想靠近都不可能。
这里，也是个我们试图谋生的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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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黔驴之技

停学一段时间，父亲觉得我不读书没有文化是不行的，于是就又叫我去杜先生家去上学。这时，杜先生的私塾就在他自己的家里。这次去，没有先交学钱给先生。上学两个月后，仍然没能交钱。读书不交学钱给先生，先生拿什么生活？这是留在我父亲心中的一块大病。起先，指望生意好点，就把欠下的学钱给先生送去，可是，生意竟越来越差。现在如果不及时停止上学，学钱就会越累越多。就这样，我欠着杜先生两个月的学钱，十分愧疚地，又偷偷地离开了杜先生的私塾。
在这兵匪横行的年代，一日两餐都难以对付，我又满11周岁了，不读书，让我荒费年月也不是个办法，真让父母亲为难了。反复权衡，最后决定让我去读不收学钱的国民党办的官学。
官学的名称是：沔阳县城厢中心国民学校，校址就在东岳庙。
去中心国民学校报名，我以为，在杜先生的私塾里，前前后后加起来只读了一年多的时间，就报了个二年级。回家来，父亲说，你这么大的人了还读二年级怎么行呢？于是，他亲自到学校跟一个在学校当老师的亲戚说情，最后同意让我去读三年级。
那时，学校的教室是这样安排的：一年级的学生不在东岳庙，二年级在地藏王殿，三年级在韦陀殿东边的僧人膳堂宿舍的草房里，四年级是在大殿里用竹簾子围起来的一个教室，五年级是在天井西边一栋新盖的草房里，每个年级都只有一个班，一个班大约也只有三、四十人，六年级人数最少就在皇经堂。老师的办公室和教导处就设在韦陀殿那个小房子里。
我们三年级的教室，是一栋新盖的草房。我坐在第一组，国文老师姓何，叫何振英，家住十字街，算术老师姓严，名字和住址都不知道。
学校每天都要举行升旗仪式。旗杆就在大殿南面的屋檐下，因为全校学生的人数不多，就集合在殿前的天井里。升旗仪式是每个老师和学生都必须参加的。按班级列队，全场队伍整齐，鸦雀无声。校长张俊山是个对学生十分严厉的人，一身蓝布长褂，一双青布鞋，双手喜欢背在背后。平时总戴一副墨色眼镜，不苟言笑。每天升完旗，他都要训好长时间的话，如有违反校规的学生，当众用竹片打手，谁也不敢吱声。
我在官学里读五册，国文这一科是毫无问题的，都是白话文，好懂，而且各方面的知识都有，非常有趣，什么“戚继光抗击倭寇”、“郑和下西洋”、……，我现在都还能背上两句。对于第五册的算术，虽然在私塾里从来没有学过，但父亲闲暇时也曾教过我一些简单的数学，所以，100以内的加、减、乘、除计算，我都能应对如流。加之又有帮母亲做生意，口算找换零钱的生活实践，学习时，只要记住了老师所教的计算格式，也没有什么问题。
等到第五册读完，再上学时，老师要我买第七册的书，我跳级升四年级了。
在读官学的这一年里，家里虽然照样还是穷，但我的学校生活是痛快的，我获得了许多新的知识，结识了许多新的朋友，我的学业成绩，也得到了老师的赏识。
可是，好景不长，就在沔城的周围，天天都能听到枪炮的声音，这是新四军的游击队和国民党的军队在打仗。为了避免无故的伤亡，家眷的安全，好多老师都辞职不干了。学校垮了，我的读书学习就又中断了。
这时，我们又要搬家了。房屋的主人是开磨坊的，姓赵，名汗青，他有时也兼做一些水路生意。叶家磨坊在九贺门外北面的官梁桥西南，他家有两栋三间三拖的大瓦房，东边一栋三间三拖是养驴、加工面粉的地方，西边的一栋三间三拖住人。他家住在西边房的东间，西间的一正一拖两个房出租。我家租的就是靠北的拖院子，这间房，阴暗潮湿。靠南的正房起先是一家姓张的租住，后来是欧阳老师。中间堂屋基本上是他们两家共用，堂屋背面的拖院子是三家公用的厨房。叶家的大门在南面，但院墙围住，出、进都是走北面的后门。出后门往东约100米，就是官梁桥的桥头，再右拐90度穿过约400米长的水巷子街，就可以到达九贺门了。
1947年，新四军的游击队在沔城附近活动频繁，驻扎在这里的国民党军队就没那么安逸了。由于新四军采用的是“敌住我扰、敌疲我打、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战略战术，所以，沔城这个地域经常是，你去我来，我来你去，去了又来，来了又去的拉锯战。
这种拉锯战有时也很有意思。当国民党的军队住在沔城时，游击队在沔城的周围，东边放一枪，西边放两枪，或者放一挂鞭炮，国民党的军队就吓坏了。如果这样的枪声出现在白天，机枪至少要响大半天，如果是在夜晚，那整夜都能听到机枪的叫声。
当国民党的军队离开沔城，驻到洪湖的施家港，或者葫芦坝时，游击队在东荆河的北岸，放上1、2枪，这时，国民党军队的机枪就又要吼叫起来。这样的情景，我们不仅不觉得害怕，反而觉得很好玩。都知道这是国民党的军队的黔驴之技，仅不过是自我壮胆而已。
不仅如此，国民党的空军也比胆小如鼠陆军强不了多少。
一天，街上的早场还未散尽，耳边传来飞机的轰鸣声，仰头看天，只见从东边飞来一架飞机。在上空盘旋一圈后，就渐渐飞低，又盘旋了一圈，这圈就好像是贴着房顶飞过去似的，对于低空盘旋的飞机，沔城人是心有余悸的。一时，人们有如惊弓之鸟，惊慌失措，四处躲藏，有的连鞋都跑掉了也顾不得去捡。后来，只听到“突突突”，“突突突”连续两次枪响之后，飞机就向东飞回去了。
后来才知道，在魏家横堤，几个卖完柴的农民，回家时，把套着绳子的冲担、扁担斜背在肩上，冲担的尖尖角在太阳光下，明晃晃的，飞机上的人把他们当做新四军的游击队，朝魏家横堤拉了两梭子机关炮，就打道回府了。
两梭子机关炮的子弹，没打在新四军身上，也没伤着卖柴的农民，它的弹壳却给我们增添了一个绝妙的玩具。我把捡来的快一拃长的铜机关炮弹壳，请人在距底部1.5厘米的地方钻了一个小孔，做成了一个火铳。玩这个火铳只需花很少很少的钱，在药店买点点硫磺而已。我在古老的残砖墙上刮来“硝”，把没烧成灰烬的木材炭捶碎，加上一点点买来的硫磺粉末，三样混合拌匀，火铳的火药就做好了。把它装进插好鞭炮引线的机关炮的弹壳里，捣实，再用泥土封口，封口的泥土也捣实，这样，火铳就做好了。用火把鞭炮引线点燃，它的响声不亚于真正的火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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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救命的恩情

1947年冬，是一个难熬的冬天。
那时，随时随地都能听到枪炮的声音，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出现两军交火。为了对付新四军游击队的攻城，驻扎在这里的国民党军队，在赵家的院子里挖战壕，筑掩体，架重机枪，靠叶家西院墙的西北面，还垒起了个厚实的地堡。
面对这样的情况，住在这里的人，个个都是人心惶惶，惴惴不安。
在这样的情况下，父母亲的走乡串户、提篮叫卖的生意，几乎是无人问津，我们家的这个活命唯一的门路，不得不暂时停下来。但生意可以暂时停下来，肚子却不可以暂时停下来。没办法，一家人只好关上门，焐在被子里睡，直到中午才起床熬点稀粥喝喝。那时，沔城的穷苦人，把这样一天只吃一顿的，叫做吃“扁担饭”。
两天后，煮“扁担饭”的米也没有了。无奈之下，母亲向赵家赊了两斤“麸子”（小麦磨面粉后筛下的外皮，通常是喂猪的），为了使它的味道好一点，还特地加了点盐做成了粑。刚出锅的“粑”，黄黄的锅巴香香的，饥肠辘辘的我，拿起来就大口大口地吃。这时的我，肚子撑起来了，痛苦随后也就慢慢开始了。用麸子做人吃的食物，是“难进又难出”。开始是由于它的粗糙和它的味道，难以吞咽，勉强咽下后，肚子就胀，后来就是屎怎么也拉不出来。肚子又胀又拉不出的痛苦，比肚子饿更让人难受。
麸子不能再吃了。
快过年了，接连几天的雨雪，饱肚子更无指望了。为了三个人能活下来，母亲决定还是提篮出去试试。
燃灯时分，从后门往外望，一个走路蹒跚的黑影渐渐近了，仔细一看，是母亲带着一身的疲劳回家了。昏暗的油灯下，只见泥水糊满了她的裤管和鞋袜，但她内心的欣喜冲淡了身体的劳倦。她兴奋地告诉我们，今天，虽然篮里的货物只卖了一点点，但遇到了两位好心的老熟人，一位给了她一袋干“霉豆渣”（黄豆磨豆腐后的下脚料，又经霉制晒干）；另一位却给了她一袋晒干了的小湖虾。说着，她随手指着篮子旁挂着的两个袋子，一时，霉豆渣和干虾的香味扑鼻而来。
母亲弄回的两袋能活命的食物，驱走了几天来笼罩在我们家的阴霾。我们欣喜万分，当时就煮了一锅虾汤，每人喝了一大碗。尽管小虾的硬壳和钳足，刺痛了我的舌头和上颚，难熬的饥饿，也顾不了那么多，猛嚼一阵后，就往肚子里咽。
北风还在呼呼地叫，细雨和着雪粒还在风中纷纷扬扬。一袋干虾、一袋霉豆渣怎么省着吃也吃完了，再过两天就是年三十了，怎么办呢？在这万般无奈的境况下，父亲决定让我去周家剅，向二表姐家借点米。
从官梁桥到周家剅大约有二、三里地。我赤着脚，腰间系了根绳子，冒着随风飘落的细雨和雪粒出门了。双脚踏在雨水、雪水浸透了的泥地上，像踩在刀尖上，钻心地疼，稍后就觉得双脚渐渐麻木了。就这样我拖着一双木木的脚，一步一步，顶住呼呼的北风艰难地往前走。冷风从破衣缝里拼命地往里钻，要不是腰间有一根绳子系着，“衣服”都要被它吹掉。从家里出来时身上的一点热气，一下子不知被风吹到哪里去了。这时的我，就像掉到了一个冰窟里，嘴里的牙齿不由自主地上下磕碰，浑身像筛糠一样地抖了起来。
官梁桥是一座直径约5、6米的半圆形石拱桥。桥面的左、右两边，是用横断面约为50㎝2的大长方体石头砌成的围栏，中间是用青石块铺成的人行道。人行道分别向南、北两端倾斜，两头低，中间高。由于年深月久，人踩马踏，这些桥面青石都被打磨得光滑如溜。现在，雪水化在上面，犹如抹了一层油，走在这石头上，稍不小心就要摔跤。我颤颤巍巍两只脚小心翼翼地向前挪着，时时都在提醒自己，小心！小心！由低到高，当我的脚刚踏到桥面最高处的一块青石上面时，不想一阵风猛地迎面吹来，失去了平衡，身子往后一仰，带泥的双脚往前一滑，重重地摔了一跤。
这时摔在桥上的我，屁股落在桥拱正中的青石上，头和脚悬了空，脚要是往下落下去，接触到的是桥北坡向北倾斜的石头。
在这北风呼啸，天上又飘飘扬扬落着雨兼雪的寒冷的天气里，路上几乎没有行人。对他人的帮助是不能指望的，我强忍着屁股的疼痛，试图用双手反推坐着的石头，把自己撑起来。但总因脚下滑滑溜溜，使不上力，而宣告失败。
后来，我借助双手的力，把屁股挪到桥东边的围栏石旁，把双脚也挪到桥面正中的石头上，用僵硬的手指拼命地抠着围栏石的缝隙，这时，尽管滑溜的石板，溜溜滑滑，让我又失败了两次，但终究还是勉强爬了起来。
起来后，撑了撑腰，就扶着围栏石，挪开脚，跛着腿向北试行了两步，还行，忍着疼痛还能前行。于是，就双手扶着湿漉漉的冰冷刺骨的围栏石挪下了官梁桥。
从官梁桥到鹅翅膀，路面有碎砖渣垫着，道路不滑。过了鹅翅膀，魏家横堤那边一里多长没人烟的路，土质是黏土的。
这段路的北边有高高的土坎和树木挡着，风小多了。南面是长满篙草的沼泽，这就是麻思垸，枯黄的篙草一眼望不到边。这段路的地势很低，比沼泽地高不了多少，说不定若干年前这里就是长着篙草的沼泽。这条路原本是日本鬼子通往潜江、监利的一条公路，为了阻止日寇西进，新四军游击队在路面挖了许多坑。现在这些坑里的黏土，被水浸泡，经过行人的踩踏，都成了稀泥。一脚踏下去，稀泥要漫过脚背。绕着没水坑的地方走，滑滑溜溜，一脚东滑，一脚西溜，对我这个跛着腿的人来说，才真的是寸步难行呐！
好不容易来到二表姐的家。二表姐是二姑妈的二女儿，叫肖洪兰，表姐夫邓长青是一个忠厚老实的农民。这天，他家正在熬糖。我刚跨进门槛，表姐见我冻得抖抖瑟瑟的样子，连忙让我在灶门前坐下，又连忙在锅里舀了一大碗浓浓的滚烫糖水给我喝。按现在时尚的说法，糖吃多了对身体不好，可那时表姐的一碗糖水，不仅解决了我多日的饥饿，还驱走了我一路的寒冷。这碗糖水甜在我嘴里，暖在我心里，我终身是不会忘的。（2004年我从深圳回来，首先专程看望的就是她。当说到那碗糖水和两升小米的话题时，我再次表达了对她救命之恩的感激。）
当表姐得知我这次去她家的意思时，二话没说，随即就给了两升小米，让我快快回家。
回到家里，母亲连忙烧水我洗脚。没想到，赤脚在冰冷的雪水里难受，在温水里也同样难受，虽然难受的滋味不一样，但同样是叫人钻心地疼。
我们家就是靠着这两升小米，度过了1948年的春节。
过完春节，父母亲出门做生意了。但饥饿仍然死死地缠着我。在这饥饿实在难忍的情况下，我找到了一种可以用来充饥替代品——篙芭。
叶家磨坊有三盘磨，四头驴，请有一个专门打“箩柜”的师傅。
他们家的四头驴，从来不牵到外面去牧放，不论寒暑，四头驴所用的草料，都是别人在麻思垸割来的篙草，一担一担地送到家里来的。为了让驴第二天有劲拉磨，“箩柜”师傅头晚就把些篙草上到食槽里，让驴饱吃。
第二天清早，再把食槽里驴没吃完的草料，弄出来晒在院子里场地上，或是沤肥堆里。在这些晒在场地上的长短不齐的乱七八糟的篙草里，只要仔细翻找，就能发现鼓鼓的黄叶包包。剥开这样的黄叶包，那就是“篙芭”。把这篙芭放在火里烧熟, 吃下肚子就不觉得饥饿了。
我们这儿所说的篙芭，当篙草的叶还是青绿时，可以做蔬菜食用。其它地方叫它茭白，又叫它高瓜、菰笋、菰手、茭笋，高笋。是禾本科、菰属，多年生浅水草本植物。
深秋过后送来的篙草，篙芭都长老了，里面是黑的。经过火烧的老篙芭，放进嘴里一嚼，黑粉就沾满了口腔，一种特殊的味道，吃在嘴里也不觉得十分讨厌。不过，吃了老篙芭的人，牙齿黑了，就连拉出的大便也是黑的。

伊尹

看到楼主爷爷写的，就想到了我可怜的外婆。或许那个年代都比较苦吧。动荡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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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NAIHUA

伊尹先生，感谢你的支持与理解。

WUNAIHUA

第十三章、离家出走

现在，我在驴吃剩的篙草里寻找篙芭吃是经常的事。每天上午，只要箩柜师傅把驴槽清扫出来，我就去翻找。赵家的三姐妹，比我小1岁的哥哥赵文龙不吃，比我小5、6岁的两个妹妹不懂事，有时也跟着我吃。为此，赵文龙根据吃篙芭后的情况编了个顺口溜：“吃篙芭，拉黑屎，张嘴就见黑牙齿。”
一天上午，大约九点多钟的时候，我在赵家的灶里烧了两个篙芭在吃，不想被赵家的两个小妹妹看见了，她两姐妹居然毫不避讳地在大人面前同声唱起了：“吃篙芭，拉黑屎，张嘴就见黑牙齿。”并且从堂屋唱到厨房，从厨房又唱到堂屋。这时我的父母亲都在房里，听到两小姐妹的唱词，母亲知道我吃篙芭了，不声不响走到我后面就是一棍子，头出血了，钻心地疼。
母亲的骂声和我的哭声传到了父亲的耳朵里。“又打人了！”父亲认为，孩子连饭都吃不饱，还打什么！对母亲为我吃篙芭的事打我，十分不满。但他又不敢公开阻止母亲这时的行为，赌气地说：“打吧，打死了算了。”于是，父亲也动手打了。平常，父亲的这种类似“打气”的现象，是时常有的。
我被甩到了后门外。那时，我靠在赵家的后墙上，一边用手抚摸着被打的伤痛处，一边哭，想到了很多。由这个爱打爱骂的后母，想到了在弥留之际还嘴里念着我兄弟俩名字的生母，如果我的生母还在世，我是决不会过这种挨打受骂的日子的。身上的疼痛，心中的委屈，对生母的怀念，我越想越伤心，越想越止不住哭。在这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家庭里，还天天挨打受骂，这个家没法待了。哥哥离开这个家真好，天天有饱饭吃，还不挨打。边哭边想，边想边哭，于是，头上的血都没有擦，就离家出走了。
那时，周围爱说笑话的人管小孩离家出走，叫做“贩桃子”，“桃”，是“逃”的谐音。
因为有1942年去武汉的经验，就想照那次的路线走，去武汉乞求亲戚的帮助。
出门时，除内穿一套破烂的内衣，外穿着一件不能遮身蔽体的长棉袄外，赤着一双脚就上路了。没有钱搭船，就沿着通州河往东走，印场、郭河、邵河、张沟、揭阳……。饿了，见人家吃饭，就想去向人家讨饭来吃。
这时，脑子里突然冒出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来：“讨米要饭是好汉的后路”，我犹豫了。
对这句话，我反反复复琢磨了好半天，这就是我的后路吗？这就是我向人乞讨的理由吗？什么“好汉”、“后路”哦！这明明是为穷途末路的人找的一块遮羞布。我不是什么“好汉”，只是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我目前的境况，更不可能就是我的什么“后路”，我相信我长大后，一定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人的，一个能自食其力的人的。
只不过，在眼前这样的境况下，继续饿下去，是会饿死的。肚子饿的问题要解决，保住这条命是大事。可是我连要饭的碗都没有。没办法，要饭就得先要碗。我这平生第一次开口向人乞讨的是：一个碗，一双筷子。
向人乞讨，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耻辱，这也是我身处绝境的无奈之举。
这一个碗，一双筷，让我低了人格，少了打骂，丢了脸面，能饱肚子。虽然细想起来，这是很不划算的，但一路上，我一直把这个碗筷揣在怀里，有了它，好心人的残汤剩饭，就有了接受的地方，有了它，就有了乞讨人的标签，我就有了生存的希望。
当时在我心里，沿途乞讨并不是想打发时光，以此混日子，而对武汉的亲戚抱有无限的希望。好像去武汉，就是去一个能让我不再挨打、能吃饱肚子的地方。所以，不时地警戒自己，不能耽误，必须尽快地赶路。那时，我已满了十二周岁，由于吃饱了肚子就走，当天傍晚就赶到了彭场。
到了彭场，我想起了迺章的舅舅谢玉秀一家。
原先，他在沔城街上开印刷厂，当时家也住在吴家墙院里，和我们家的关系也还不错。后来家搬到了彭场，听迺章说也在彭场开印刷厂。于是就向人打听，因为有名有姓，又有行业特征，没费多少周折就找到他家了。由于我是个离家出走的穷小孩，一个要饭的流浪儿，谁愿意惹这个麻烦呢？我见他家爱理不理的样子，和他家的奶奶说了几句话，就离开他家了。
挨到夜深人静，在一家店铺的阶台上坐了下来。那时，正是初夏的时节，晚上的天气还有点凉。心想：这没铺没盖的不能睡，着凉了会生病的。但白天整整走了60里地，又困又累，不知不觉地就睡到了天明。
第二天清早起来就向侏儒山进发。去侏儒山要经过西流河，去西流河要经过一段荒无人烟芦苇塘。听人说，这芦苇塘里经常有土匪出没。
当时，我想，我一个破衣褴衫小孩，什么都没有，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加之，又有想脱离苦海的强大愿望的支撑，于是就离开了人来人往的街道，穿过冒着炊烟的村落，走进了这片没人烟的芦苇塘。
芦苇，是一种多年水生或湿生的高大禾草，生长在灌溉沟渠旁、河堤沼泽地，这里的芦苇塘是芦林湖的一部分。向前望去，青青的芦苇一望无边。细看附近，有的地方稀疏，有的地方繁密，有的长在水里，有的长在潮湿的旱地上。就在这稀疏与繁密的旱地芦苇之间，依稀还能辨认出一条被杂草掩映的羊肠小道。看来，这里确实很少有人打这里经过。在这初夏的时节，新抽出的芦叶碧绿碧绿，仿佛能滴下油来。一根根芦苇亭亭玉立，倩影婆娑，微风吹来，它们临风摇曳，婀娜多姿。
初夏和煦的阳光，飞来几只麻雀，叽叽喳喳，一会儿想站在这根芦苇上，一会儿又想站在那根芦苇上，但不论那根芦苇都会被它的体重压弯。
当时心想，我如果能变成一只小鸟该多好，饿了，就飞去找虫子吃，无拘无束，自由自在。
顺着这条弯弯曲曲的，杂草丛中若隐若现的羊肠小道，我一边观看芦苇，一边赶路，竟忘记了对土匪的恐惧。
突然，耳边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我停下脚步，側耳细听，窸窣声越来越大，我紧张起来了，神经越绷越紧，“蹦蹦”乱跳的心，越跳越快。想：糟了，土匪来了，怕发生的事终于要发生了。正在不知所措之际，只听得“呼”的一声，一只灰兔，从这边的芦苇丛跳到那边的芦苇丛里去了。这一场虚惊，把我的胆都快要吓破了。
二十多里的路程，在中午前，就能看见前面的村庄了。
在西流河弄饱肚子后，就接着打探前往侏儒山的路线。
离开西流河一段程路后，前面就能看到山了。真是“望山跑死马”，走了一程又一程，就是没到侏儒山下。直到傍晚，才到达侏儒镇。饿了，赶忙去寻找吃的。
这天真累，走了九十多里路。和昨天一样，找了个没有灯光的阶台，倒头就睡下。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觉得两腿像火烧一样疼，还伴有香烟的焦臭。借助昏暗的街灯，坐起来一看，糟了！我身上的长棉袄膝部被烧着了，已经烧了茶碗大的一个窟窿。
这件事的发生，我很沮丧。这件长棉袄虽然破旧，右边有几颗扣子都烂掉了，因为我下身只穿了一条单裤，而且两个膝头处，还各烂了一个窟窿，长棉袄它长，能盖住大腿小腿，为下半身挡住风寒。现在出门在外，这件长棉袄，我是“日做蓝衫夜当被”，烧了这样的一个窟窿，不仅夜晚难挡寒气，白天也不好穿了呀。
被烧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我睡在黑暗处，抽烟的过路人没在意，把烟头扔到了我身上。
好不容易熬到天亮，看看身上的棉袄，裆下一个洞，实在难看。于是，我弄到了一根草绳，把它系在腰间，把棉袄的前摆拉起来，扎在草绳上。这样，虽然被烧的洞看不到了，但内裤膝头的破洞，就没法遮盖了。
因为棉袄被烧的事，心情不好，约走两、三个小时后，一打听，发现没有照着人家指引的路线走，竟朝蔡甸的方向来了，且距蔡甸只有十多里路了。
在蔡甸填饱肚子后，想到河边去洗一洗。
我正双脚站在水中洗时，只见距我站脚处不远的地方，有一条小木船停靠在那里，船头上的人正在向我打招呼呢。我仔细一看，这不是我们家河对岸的李家的哥哥吗？他叫李立本，开始，我还以为是我的父母亲委托他来找我回去的，后来，经过交谈，才知道他们是因公出差。
那时（1948年），沔城已经解放，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保证战争所需人力、物力和财力，根据当时政府的政策，调节农民和地主、富农之间的利益，在土地改革前，实行减租、减息。他们此次来武汉，正是为落实某些田地在沔城，而家在武汉的人的减租、减息的事来的。
他乡遇熟人，倍感亲切，他们叫我上了他们的船。隔河的乡亲，早就知道我常挨打的事，后来得知我是离家出走才来到这里的，就连忙给我吃的，答应带我到武汉。
马上就要到武汉了，我兴奋得把几天来都揣在怀里的碗筷也扔进了水里。





第十四章、放牛娃的生涯

船到武汉，我在集家嘴上了岸，决定先到中山大道同丰里，找苏崇林表哥去。幸好我有个好记性，路线还熟，但路程不近，又没钱坐车，只得一步一步地朝前奔。
到了表哥的家，我看表哥，样儿没有多大的变化，可是表哥看我就不一样了，因为我活脱脱地是个小“叫花子”了，加之又长大了6岁。他仔细把我的脸端详好半天，才叫出我的名来。见我这个样子，连忙给我洗澡，拿出他的旧衣服给我穿，把我的又脏又烧了个窟窿的棉袄，扔进了门外的垃圾桶。
穿上表哥的衣服，虽然大了点，但外衣后来经过表嫂的加工，就比较合身了。再穿上表哥给的鞋和袜，走起路来真精神。
苏崇林表哥，是我三姑妈的儿子，真是人亲骨头香，1942年来时，他把母亲安排在他家里，把父亲安排在他学校里，今天又这样热情地招待我，这份真情，一定要珍惜，这个恩德，一定要报答。
饭后，他问我来武汉有什么打算，我没敢说是离家出走的，撒谎说是父亲让我来请哥哥给我找个帮工做做。他考虑了好半天，十分为难地对我说：现在，武汉马上就要解放了，好多大商家和当官的家属都搬走了，没搬走的，人心惶惶，街面上好多商铺都关门了，谁还有心思雇请帮工呢！
我不好再怎么为难他了，第二天，我说想过江去到武汉大学去看看。吃完早饭，他给了我两趟过江的钱，嘱咐说，那里不能安排什么事，就再回到他家来。
集家嘴是武汉市的一个老轮渡码头，步行到集家嘴过江后，就一边走一边问，来到了珞珈山，找到了武汉大学吴南薰教授的住家。进门就看到了迺鑑的母亲——岳伯娘。当时，她正在烧火做饭，我向她说明，是父亲让我来武汉，希望大爹（吴南薰）给我找个帮工做做。和岳伯娘说话时，透过纱门的缝隙，能看见大爹正在房里踱步。一个堂堂的大学教授，不愿接见我这样一个尚未成年的又不是嫡亲的孙子，这也是无可厚非的。
其实，事也难怪，刚好出差来武汉落实减租、减息事情的李立本等人，昨天就来过他家。岳伯娘告诉我：大爹他从前在沔城老家确实有田有地，但他自从回国在武大当教授后，二十多年来，从未回过沔城，从未管过家里田地的事，从未收过佃家的一粒租子。她还告诉我说，家里的田地都是由大爹的堂侄在管，但这个人从未来过这里，要减租、减息，应当是他的事，不应该来这里找大爹。大爹他正在为这事生气呢！
看着势头不对，吃过了岳伯娘递给我的一碗饭，就向岳伯娘辞行，原路返回，过江了。走在返转的马路上，只见破衣烂衫、讨米要饭的人很多，有老年人、有小孩，还有成年人。我不想加入他们的队伍，不想在城市里做一个以乞讨为生的流浪儿。既然在城里找不到“帮工”的工作，就到农村去做一个放牛娃吧！
我没有回苏崇林表哥的家，就离开武汉，决心去农村找一户需要放牛娃的人家。当时心里还暗暗想到，做放牛娃，最好不要在他乡异地，还是回沔阳好。
在回家的路上，虽然对做放牛娃还是信心满满的，但我走路的速度比去武汉时慢了许多许多。
这里玩玩，那里站站，三天后，才走进西流河的地界。我开始搜寻需要放牛娃的户主了，不仅每次在要饭吃的时候询问，凡遇见面孔和善的人也问。后来，来到一个名叫蔡杨湾的村庄，终于找到一家需要放牛娃的户主了。
这户人家是这个湾西端的第一家，和这一湾的所有农户一样，大概是怕淹水的缘故，房屋的台基都很高。这家姓刘，全家只有三口人，住两间不十分大的瓦房，两个大人一个小孩，两个大人大约都将近四十岁，一个女孩大约和我差不多。到他家时，正是吃中午饭的时间。吃完午饭，男东家说领我去看看他家的牛。他边走边告诉我说，那个杨树下系着的一头水沙是他们家的，早、晚要牵到草场上去放。他还告诉我，哪个地方可以放牛，哪个地方不能放。最后他指着一块小麦地说，明天早上放完牛后，就去割这块地的小麦。
返回后，我就去放牛。来到杨树下，只见那头黑牛嘴巴的两边，挂满了白色的泡沫，嘴巴的上下两片，还在不停地左右挪动，细嚼着重新返回到口中的食物。我从来没有近距离地接触过牛，小时候，隔壁周九叔家的牛，我只是老远老远地看一看，生怕它用角挑我，或者顶我，现在居然要和牛近距离、长时间地打交道了。
我的到来，并没有惊动它，仍然保持着原来的姿态。我想，一头水沙，没什么好怕的！一个放牛娃难道还被牛吓倒了不成？现在，我可是放牛娃啊！
解开粗粗的牛绳，牛好像明白了什么，没吆没喝，就自动站了起来。我把它牵到指定的地方，放到太阳快下山才回来。吃完晚饭，睡觉，一夜没话。
第二天清早，我知道我自己的身份，放牛是要起早床的，洗把脸，就把牛赶到了草场。当太阳一树多高的时候，牵回牛，照样系在杨树下。按照男东家昨天的吩咐，我吃完饭就磨镰刀。模仿吴家墙院伯伯、婶婶准备割麦的样子，磨完后，把磨刀石搁在长板凳上，扛上长板凳就去割麦。
来到麦地，这麦子虽然黄了，但地不肥，长势并不好，又稀又矮。我虽然没有割过麦，但在老家看见别人割过，而这块稀稀疏疏的麦子，用镰刀拢不起几根秸秆来。镰刀拢不起秸秆，左手就没法稳住麦秆，镰刀就没法大把大把地割。没办法，只能拢几根就割几根，割麦的进展相当慢。
麦熟时节的太阳，火辣辣的，弯着腰时，额上豆大的汗珠，一滴一滴不停地往下滴，直起身来就流到眼睛里了。口渴了，想喝水了，但我心里十分清楚，这里并不是家里，想喝就能有喝的，只能强忍着。顶着烈日，第一次使用镰刀干活，没多长时间，手就起泡了，疼的没办法。但是，端人家的碗就得服人家的管，再疼也要割。到太阳当顶时，这块地还只割了一少半。
吃中饭时，向东家汇报了上午工作的情况。下午，这份难干的活还得继续干，这时的太阳照在身上，比上午更加难受了。头上的汗水顺着下巴往下滴，手臂上的汗水顺着镰刀把往下流，太阳好像起心要把我晒干似的。
渴的实在没法忍受了，四处瞧瞧，看见就在这块麦地的不远处，有一个直径大约6、7米的小水塘。就连忙向水塘奔去，到了塘边，拨开水中的杂草与浮萍，不问三七二十一，捧起水来就喝。临走时，又喝了两口才离开。
这天的下午，来这个塘里喝过多少次水，我没有统计，至于塘里的水是否卫生，喝这样的水是否会得病，那时的我，根本没法去考虑。
这块地，直到太阳快下山时才割完。连忙放下镰刀，牵牛去放。
在这“栽秧割麦两头忙，芒种打火夜插秧”的季节，农村是忙的，割完麦就插秧。一连干了几天农活的我，手烂了，脚烂了，腰疼得直不起来，但我牢记自己的身份，丝毫没有表现出畏难或者抱怨的情绪。
出门看天色，进门看颜色。但是，观察刘家的三个人对我的态度，除了冷漠还是冷漠。一连几天的劳累，非但没有一句安慰的话语，我也不奢望有安慰的话语，但至少不要见着我就板起个脸。每天，除男东家默着个脸吩咐我的活路外，其它两个人根本不和我说一句话，甚至连眼睛瞟都不瞟一下。好像借了他家的陈大麦，还给他的是老鼠屎。
我想，可能是我不会干活，事做的不多，但我是尽了全力的，我没有丝毫偷懒耍滑的呀！是不是嫌我的饭量大了呢？在这个冷漠的环境里，再累也是个白吃饭的。我不能做一个白吃饭的，让人白眼。活着就得要有骨气。
夜晚睡觉前，我把想要回家的想法，告诉了男东家，他竟没有一句挽留的话。第二天，天一亮，我向东家说了句感激与道别的话，就离开刘家了。

WUNAIHUA

第十五章、后母的苦衷

走出村口，不问路径地上了一条向西的路。我心潮起伏，五味杂陈。在家里，挨打受气，受冻挨饿；帮工，百里跋涉，求人无果；放牛，低声下气，冷漠嫌弃。做人怎么就这么难呢？世界上这么多的人，怎么就多了我一个呢？我该怎么办呢？
我像一个泄了气的气球，万念俱灰，怎么也打不起精神。有气无力，懒懒散散，漫无目标地在这条大道上，磨磨蹭蹭地走几步站一站、走几步坐一坐地溜达着。
夏日的阳光，照在身上火辣辣的，舌干口渴，十分难耐。在路边的水坑里，手捧水喝了个饱后，就在旁边的树荫下，头靠树干地坐了下来。
昨夜的难眠，今天的困顿，神情的沮丧，我靠在树干上竟渐渐进入了梦乡。
梦中，有人叫我的名字，掉头一看，这不是我的生母吗？和小时候在照片上看到的母亲一模一样。我正想问“妈妈，这些年月您在哪里”, 忽然，不知怎么生母的样子变成了后母。后母十分和气地对我说：“孩子，回来吧，我不会再打你了的！”
脚下的虫咬，搅醒了我的梦。
醒来，“我不会再打你了的！”觉得后母的话还在耳边回响。
凭心细想，后母对我、对我们这个家是有恩的。那年，父亲病倒时，要不是她千辛万苦地贩藕到通海口去卖，我们父子俩早就饿死了。那年，我出水痘，脱肛，她为我求神拜佛，乞讨狗肉，在通海口我被尹家撵出，母亲抱着我哭的那个伤心样子……。现在，她每天起早贪晚、披星戴月地四乡提篮叫卖，她不累吗？不饿吗？她这样做是为了谁呢？她怕她一个人饿死了吗？还不是为了我们一家三口人的生活么！尽管家里穷，但无论吃什么，从不少我一份，饿，大家饿，有吃，大家吃。
陈母对我们的打骂，也不能简单地说成是她的脾气坏。打人，是一种发泄心中愤懑的行为。如果站在她的角度想想，也是可以找到一些情有可原的原因的：一，如果不是她幼时惨遭不幸，是不会落到我们家这个穷坑里的。父亲只顾了对我们兄弟俩的疼爱，而忽略了对她的关心。打我，是在向我父亲示威，打在孩子身上，疼在父亲的心里；二，她没有自己的孩子，这样千辛万苦抚养的竟是别人的孩子，难免心里有些不平衡；三，她为我们这个家操碎了心，吃遍了苦，回到家里，竟然还有不合她的心意的事；四，她在外受了气，或者是生意不顺，在家发发脾气，这只不过是借题发挥泄泄气；五，她是安徽人，与沔城人的口音相差很大，她的说话常常被人嘲弄、取笑。特别是对这些嘲弄、取笑的人，她是无力回敬的。基于以上五个方面的原因，我们兄弟俩就只能是“黄狗偷食，黑狗遭殃”的命运了。
再者，陈母这次打我，细细思考，也是可以悟出一些深层次的原因和做人的道理的。
我这次离家出走的起因是“吃篙芭”。篙芭是在叶家驴吃剩的脏草中寻找出来的，她恨我太没骨气，饿了，忍忍，怎能把人家驴吃剩的草用来充饥呢？她不是常说么：“宁可身冷，不可心冷；宁可人穷，不可志穷。”打我，是要我长记性，穷要穷得有骨气，做人就得要有志气。
在这件事情上，的确是我做错了，完全不能怨母亲。
还有，母亲是个十分要强的人。吃篙芭的事，是由赵家的两个小姐妹从堂屋唱到厨屋，从厨屋唱到堂屋传到我家房里去的，这样来来去去地唱，竟然没听到赵家大人对小孩的阻止。这不是明明白白在打我父母的脸吗？数落我家穷吗？打我，也是在正告赵家，尽管小孩是无知的，别要太欺负人了！穷人也是有尊严的！
设身处地地为她想一想，她的一生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非常不幸的。父母早亡，十几岁就只身一人远离家乡，到现在，她是举目无亲呐！我们家境的贫寒，她衣着的破难，口音的不同，还常常遭到许多人的嘲笑与歧视。她内心的苦，与屈辱，和身体所经受的苦，与磨难，都不是常人所能想象到的。
在这个穷家里，她省吃俭用，让我读书，还对我抱有无限的希望呢！我不该离家出走的，我不该恨我的陈母，我要马上回去。
想通了，要起身回家了。一打听路线，前面就是下查埠，和来时的路线不一样了。
到第二天傍晚，我回到家了。母亲说：“儿子啊，委屈你了！”说着，眼泪就刷刷刷地掉了下来，父亲也高兴得哭了。从那天离家到今天回家，历时15天。听邻居说，在这15天里，我父、母亲没少吵过架！没少哭，没有少询问人，拜托人，在30里的范围内，没有哪个集镇没有去过。
这次出逃回来以后，陈母真的再也没打过我了。
家里的生活又恢复到以前的样子。父母亲干父母亲常干的事，我也干起了我该干的事了：做饭、提水、洗衣、挖野菜、捡柴……。不过，一遇空余的时间，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写字、看书、画画。
到了1949年初，政府在玉带河北面的漕河街，利用鄂城书院的旧房，开办了一所公立学校，校名为：沔阳县第十一完全小学。
这所学校距我家很近，过官梁桥向右转个弯就到。每天，学生的读书声、唱歌声，我在家做事时都能听到。
这所学校对我的吸引力很大，帮助也很大。这个学校的五、六年级的学生，很多都是官梁桥、水巷子、九贺门、下关街左近的和我差不多大的小伙伴。他们上学，我不能上学，非常遗憾。所以，我每天就赶紧把家里要做的事快做完，到他们教室的窗外听课。上课的老师，有的家就住在附近，都是乡亲梓里的，从不为难我。我就成了这个学校的一名不进教室的学生，或者说是编外生。后来，根据父母亲早出晚归的规律，早、晚之间的时间都是我的，干脆把该做的事分出轻重缓急来做，这样，听课的时间就更多了。
十一完小，不仅是我学习知识的好地方，也是我娱乐活动的唯一地方，从前，不知道什么是翘板、滑梯、秋千，现在这些都能玩上了。
那时，欢庆解放军节节胜利的庆祝会特多，学校经常要组织老师、学生表演节目、庆祝胜利、宣传时政。东岳庙广场靠大殿的西山墙，有一个用砖砌的舞台，是专门供开大会、演戏、宣传的地方。由于我进出学校的时间多，老师和学生们排练、演出的节目，我都反复听过、看过，所以他们那些节目的唱腔、说词、动作，我都会唱、会说、会做。这为我后来在郭家河小学搞宣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时的沔城，虽然解放了，但战乱的时间太长，正是所谓的“积重难返”，加之，我父亲不会农活，不种田、不种地，政府的许多好政策，比如减租、减息，我家都没能享受到，所以生活依然十分艰难。
父母亲认为，我在家玩不如也去提篮叫卖。就这样，从这年的7月起，我开始了提篮叫卖的生涯。
父亲给了我一只板篮（粗、细篾都编织得相当结实），篮子的两头，一根布带连着，父亲说，从早到晚，一整天都不能离开这个篮子。把篮子背在肩上，比提在手上或挎在胳膊上轻松。篮子里面装有一个有盖的木盒子，木盒子没有挨着篮底，而是卡在篮子的腰部，篮子底和木盒底之间还有一个空间。父亲告诉我说，把卖得的钱装在这里，不会被人发现，如果有人用鸡蛋来换糖，鸡蛋也装在这里。这里，还可以装防天雨的雨布。
去到批发店，我们买了些价格便宜的各色各样的颗颗糖，水果味的、生姜味的、薄荷味的……，还买了饼子、麻花，手工卷烟、廉价香烟、火柴等。父亲说，这些货物如果卖得好，可以赚回一斤米。当时，我很兴奋：我可以独立赚钱了！
我同父母亲一样，早上吃饱后出门，傍晚，太阳快下山时就动身回家。到家时，要点灯才能烧火做饭。我行走的方向是沿通洲河的两岸往上走，到达通海口。南边沿途经过的乡村有：周家剅、湖口弦、洲岭、苏滩；北面，由湖口弦过河，经娄沈台，冯家榨坊，唐家桥，郭横堤、堤湾。在一般的情况下，通海口就是终点，如果生意不好，到中午时还剩好多东西没卖，就得再走远一点到小河口去。沿途串乡，可以把自己所卖的货物名称喊出来，这叫“叫卖”；不愿叫时，我还有一面小锣，小锣一敲，沿途村庄的大人、小孩，都知道是卖颗颗糖的来了。如果有小孩缠着他的父母要吃，我的生意就来了。
那时，和我年龄大、小差不多，走这条路线卖糖的小孩就有十多个：朱和尚，杜小天、杜大天、黄兆树、乐幺儿……。为了使老主顾有所区别，我们每个人叫的声音，敲锣的方法各有所别。一般我们不会几个人走到一块，万一两个人同时到了一个地方，那就看谁机灵，谁的速度快，那时，我们还不懂什么是“义气”。
串乡叫卖，我最怕的是狗。有的村子，我不论是叫卖，还是敲锣，只要我发出信号，就有狗叫起来。并且只要有一只狗叫，这个湾子的狗就全都叫了起来，真是，一呼百应。遇到这样的情况，如果只是这样叫一叫，倒也没什么，快点走开就是。最可怕的是，它们一涌而上，张口就咬。



第十六章、被狗围咬

有一次，就在洲岭村（那时叫许家洲），听到我发出的声音，一只狗就叫了起来。当我把注意力集中到这条正在叫的狗的时候，不想，村西头有两只狗领头向我猛冲过来，一看，这两只狗的后面还跟着6、7条狗呢！这时，我吓坏了，汗毛一咋，浑身就哆嗦起来，连忙大声喊叫：“狗咬人呐！狗咬人呐！”冲在最头先的一只黄色的狗，头平着地，呲着牙，裂着嘴，伴随着喉咙里发出的“唬唬”的声音，向我的双腿扑来。我连忙用篮子去挡，“刺啦”一声响，我的裤脚被扯下了一块。
我的腰还没来得及伸直，不想，随后上来一条黑白相间的花狗，竟呲着牙，跳起向我的头扑来。我更慌了，情急之下，也许是本能的自我保护意识的驱使，我使尽全身力气，把篮子挨着两条狗的头猛地向上一提，篮子坚硬的篾片，擦痛了上、下进攻的这两条狗的鼻子、嘴巴。它们没有刚才那么凶了，一条狗还扭过头去，嗷嗷地尖声叫了起来。领头狗的受伤，加上篮子猛力往上提，盒里的糖果以及盒下的铜钱、小铜锣，与盒底的撞击和相互撞击的声音，镇住了狗的一时嚣张。
但它们并没偃旗息鼓，就和另外几条没进攻的狗一道，围着我不停地叫，只不过叫声没有起先激烈了。狗的叫声，唤来了它们的主人。主人的骂声和驱赶，才把这群狗的疯狂止住。
这次被狗围着咬的事，后来，我想起来就心惊肉跳。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不仅从此以后，再也不去许家洲这个村子叫卖，就是走进其它的村子，首先注意的是狗，只要见到有狗，就既不叫喊，也不敲锣，悄悄地溜过去。
为避免被狗咬，我还特地向人家求教了两招：一是遇见有狗叫，不能跑，你跑它就越发追着你咬；二是有狗叫着向你跑来，你身子马上往下猛地一蹲，它以为你在地上捡石头，狗就会吓得掉头跑。
平时，在一般的情况下，到达通海口的时间是上午十点左右。那时，学校里的学生还在学校里，下课了，就会有学生来买。学生中午来上学，更是叫卖的好时光。每当上课铃声一响，学生上课了，我们就走街串巷，沿途叫卖在通海口的大街小巷里。通海口的榨坊、槽坊、牌场、茶馆、剧院是我们这班小鬼叫卖的最主要的地方。
有时，当我一个人默默地走在由通海口返回沔城的路上，心里就在想，我们沔阳城是座县城，为什么沔城的以贩菜、贩藕为生的人，还有我们这些提篮叫卖的，老老少少、大大小小几十人，每天都要不顾疲劳地到通海口来赶场、来叫卖呢？
后来仔细一想，这是因为我们沔城，虽然是座县城，被日寇几次的轰炸，王劲哉的焚烧，把沔城的人折腾得太苦了，沔城人太穷了，穷苦的人太多了。
我每天早出晚归，忍饥挨饿，一天下来，生意好时，能有一市斤米，生意不好时，一斤米还是别人的。那时的我，是十分懂事的。每天早上都是吃稀饭出门的，一天到晚，十几个小时，能不饿吗？但我都能克制自己，尽管肚子饿的咕咕叫，从不拿篮子里的丁点东西来吃。每天晚上回家来，篮里的剩货加上所卖得的钱数，与早上出去时的货数都是完全吻合的。
我们这班在通海口叫卖的小鬼，有时也自己找找快乐，比如到通洲河里去洗澡。那时，我并没学会游泳，有一次，我们在通海口的上桥玩，我居然从4米多高的桥面上，朝水中跳下去。幸好，水中没有什么木桩这样的硬东西，水也还深，没有受伤。由于下跳时是脚朝下，两腿是分开的，脚先着水，只是下身被水面涌起的浪碰疼了。

1950年春，沔阳县人民政府为了解决我们沔城这些穷苦人的吃饭问题，采取了以工代赈的措施。就是在原县衙门的旧台基上，建盖县人民政府的办公大楼及附属房屋（即现在的沔城中学的部分房屋）。
政府的这一举措，当时，饱受灾难的沔城穷人无不欢欣鼓舞。我和父亲也都放下了走乡串户沿途叫卖的篮子，加入到了修建县政府大楼的队伍。
政府主管建设的人是谁我们不知道，经常和我们打交道的人，是一个名叫陈上钿的瓦工头，管账先生是现代法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王利民教授的爷爷。当时规定，有技术的木、瓦工，每人每天4斤米，成人杂工每人每天2斤米，不要未成年的小孩。当日做工，当日即可领米。
当时，沔阳还只是刚解放，一切都是百废待兴，白手起家。政府之所以能这样做，主要还是考虑到了沔城的乱砖。地上有一处处的残垣破壁，地下还有它的墙基，泥土中的古城墙的墙基，更是一个砖的仓库，这些砖，花较低的代价就能满足工程的需要。
当时，我已经14岁了，由于家里穷，身体较为瘦弱。盖房的杂工不要我，我就打算去参加挖砖。那些残垣破壁下的墙脚，都是有主儿的，人家不让挖，是留着自己挖的。我们只能挖那古城墙的墙基。
古城墙的墙基也没那么好挖，都是埋在厚厚的泥土中，由于年代久远，有的已经被人挖过。所以第一步工作是探寻。探寻的办法是，用一根有着尖尖头的钢条，按着城墙留下的痕迹，用力往泥土中插，当钢条的尖尖头，一连在同一块地方插不下去时，并且返回出“嘭嘭”的沉闷声时，这就是城墙的墙基。这些工作，都不是我能胜任的，所以，无论哪个挖砖的班组，人家都不要我。
不要我，我不走。你挖，我挖，你提土，我提土。当时，我人虽小，力气小，但我不偷懒，做事快。等到泥土掀开起砖时，他们带来的挖锄不好用，而我带来的是一把十字镐，既轻便，又好使。这样，我就暂时留在了这个我赖着不走的挖砖班子里。
挖砖，是按挖砖体积的多少来计算工的。3天下来，他们成年人每人每天都拿到了2斤米，我是小孩，每天也拿到了1斤米。
当在成年人的班子里，实在赖不出去的时候，就自己一个人去找、去挖，同样也可以拿到1斤米。有的地方城墙基的砖真大，长有60厘米，宽有25厘米，高有15厘米，一块砖就有五、六十斤。碰到这样的墙基，我是没办法的，既挖不动，也拿不动，但是，可以作为加入成年人班子的交换条件。
长时间地使用挖锄、十字镐，一双手不仅粗糙了，起茧了，而且手指都变成方的了，硬硬的，有棱有角了。
那时，沔城初解放，真是百废待兴，到处都有盖房子的地方。虽然所盖的房子，只不过是用泥砌的乱砖“翻三斗”，但总归是新的建筑，逐渐取代了往日留下的残垣破壁。
挖砖人家不要，我就去做小工。小孩做小工，每天1斤米，工头认为小孩能做成人同样多的事，合算。
但是，尝试一天后，工头认为合算，我却勉为其难。这种用泥砌的乱砖“翻三斗”，墙做的垂直，只能保证不左右倾斜，因为砌墙的砖料，全要靠大小不一的半截砖，有的甚至小到一块砖的1/3，1/4，砖的横截面小，砖与砖之间根本不可能相互咬合，这样的墙体很容易产生纵向断裂。为了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就在墙体的内、外两面，相互交替地采用整砖挂斗，半截砖压眠的办法。一斗整砖可以压三层眠砖，每压一次眠后，整砖与小砖之间的空隙，再用更小的砖渣、瓦片填塞，然后以稀泥灌满。一斗墙要灌三次泥，这就是“翻三斗”的“打墙灌斗”， 灌斗时，一桶泥提去就倒，提去就倒，所以，用泥量是相当大的。做小工，就是给砌墙的瓦工师傅提泥。
泥在泥坑里，有专门的人在和，提泥的人要自己去打。打泥和打沙灰不一样，浓稠的泥巴和泥疙瘩糊在打泥的工具上，上十斤，很难甩下来。不把打泥工具甩干净，泥疙瘩糊得满满的，泥根本就弄不到泥桶里去。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勉勉强强打满了一桶，一桶泥几十斤，好不容易歪歪蹩蹩地提到了跳板下，师傅在跳板上，还要举一人多高，递在师傅手里。骂声响起来了：“一桶泥都提不起，没吃足奶，来做什么小工？去你妈的怀里吃奶去！”
有时，一桶泥还没有打满，就听到瓦刀在墙上拍得震天响的声音，接着就是师傅的叫骂声：“小杂种，怎么还没来？又磨磨蹭蹭地磨洋工了。”
面对这些话语，甚至比这些更难听的话语，我只能忍气吞声，谁叫自己没力气的呢。有时，也只得以农村的一句自劝自解的话语，“要想赚猪的钱，就得同猪眠”，来宽慰自己。
在我做小工的这段时间里，我最害怕的人，是一个姓闵的师傅，他曾经被国民党抽壮丁，当过兵，脾气暴，嗓门大，除开口就是“你妈的×”外，骂人的话语最刻毒。偏偏要我给他提泥，每办法，为了1斤米，反正我没偷懒，你要骂就骂吧。

WUNAIHUA

第十九章、难得的机遇

不知不觉，一学期就过去了。放暑假后我就回到了沔城。
沔城九贺门、下关街和我年岁相仿的伙伴们，也都放暑假回到了家乡。他们都读初中一年级了，可我还是小学五年级，真惭愧。能不能赶上去呢？我想起了一句话：不怕学问浅，就怕志气短。心想，我的暑假作业简单，我可以去看看他们的暑假作业，了解一下他们学习的是些什么内容，看跟着他们能不能学到点什么。
打听到向四九、黄选山、定正元他们几个人，都在余蔚启的家里做作业，我就直奔余蔚启的家。他们写作业，并不是安安静静地各写各的，常常是对作业中的一些问题或者疑难，展开讨论。对于他们的讨论，张三说来，李四讲去，我都十分认真地去听，也能听得明明白白。这对我的鼓舞很大，增强了我继续参与学习的信心。
我试着翻开他们的数学书，边看就边问，有些问题，经他们一讲解也能大致听懂。对有些似懂非懂的问题，或者根本没弄懂的但又觉得很有趣味的问题，我就把他们的题目抄回家，在家里自己一个人慢慢揣摩。
比如：一只鸡有1个头2条腿，一只兔子有1个头4条腿，如果笼子里的鸡和兔子共有15个头和46条腿，你知道鸡和兔子各有几只吗？
他们说这是一道有名的“鸡兔同笼”问题，老师教他们是列方程解答的。我没听说过什么是方程，他们说的我也听不懂。这道名题太有意思了，也太难了。
两种不同脚数的动物混在一起，只告诉总只数与总脚数，能不能用一般的思路来思考呢？怎么样入手呢？如果只有一种动物就好算了。能不能把这笼子的鸡和兔当成一种动物来来算呢？
如果这15只动物都是鸡，则脚数应当是：15×2＝30（条），而实际有46条，比实际少了46－30＝16（条），这16条一定全是兔的，因为它本来是4条腿的，我把它作为2条腿来计算了，所以，兔的只数是：16÷2＝8（只）。
如果这15只动物都是兔，则脚数应当是：15×4＝60（条），而实际有46条，比实际多出了60－46＝14（条），这14条一定全是鸡的，因为它本来是2条腿的，我把它作为4条腿来计算了，所以，鸡的只数是：14÷2＝7（只）。
这个解答结果，和他们用方程解答的得数一样，我十分兴奋。
不过，书中大部分在我看来是既高且深的问题，我是一时不可能弄明白的。
这个暑假，同中学生们一道学习，由于他们的耐心帮助，我的收获是不小的，我儿时的好朋友使劲地拉了我一把。
要开学了，我又回到了郭河小学。注册时才知道，又要跳级了。
原来，郭家河这所初级小学，上学期虽然把四年级拉成了五年级，但光有一个五年级，上级部门还不能批准为完全小学，所以，这学期把上学期的四年级升为五年级，把上学期的五年级升为六年级，六个年级都有，这样就可以是一所完全小学了。按照学校的安排，我现在就是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了。
这年10月的一天，我回沔城看母亲。听人说，沔城要办一所师范学校，学校的名称是：沔阳县初级师范学校。是供给制，管吃、管住，什么钱都不要，毕业后就去当老师。不过，招收的对象是小学毕业生和具有同等学历的社会青年。
听到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我真的是喜忧参半。喜的是：师范的供给制适合我的家境情况，这是我继续深造的好机遇，毕业后去当老师更是令人向往；忧的是，我不是小学毕业生，现在，小学六年级上学期还才只读一个多月呐，要到明年暑期才能毕业，学历、学识都不够啊！
左思右想，“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对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绝对不能轻易放过！学历、学识都不够，难道就没有办法可想了吗？想个什么办法好呢？是否可以通过私人的关系，说说好话，让郭河小学的老师给我开一个毕业生的证明呢？
回到郭河小学后，立即去请教学校的教导主任欧阳鹏老师。
欧阳主任的家，原先在沔城时，是我们的同屋，他家也租住过赵家磨坊的房子。而且，房间就是我们房间南边的正厢房，两家的住房仅一壁之隔，说话，两边都能听到，透过稀疏的壁缝，两家的灯光也都能互相看见。
对于我的请求，欧阳主任犹豫了好一阵子。
对于我的学习成绩，家境情况，他是了如指掌的。为了向全县教育界，以及郭家河地区的父老乡亲，展示一下郭家河这所新完全小学的教学水平，为了成全我这个在苦水中泡大的穷苦孩子，他最后决定让我去试一试。他说：“出假证明欺骗别人，这是错误的，并且是个严重的错误。但根据你和你家庭的情况，我愿意为你犯这一次错，愿你好好努力，切实把握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说完，立马就给我把证明写好。
毕业证明有了，但我还没有小学毕业的完整知识呢！家庭的境况，自己的向往，老师的期待，对于知识这一块，决心从现在起就开始准备。三国的曹植说的好：“促耕不解其饥，疾蚕不救其寒”，我绝不打无准备的仗，也绝不能临阵磨枪。
对于语文，自己好像有点把握。数学是系统性、逻辑性强非常强的一门学科，我连续跳级，缺漏的知识太多太多，这是我最担心的一门学科。为了补齐这些缺漏的知识，我回沔城，向沔城的好朋友借来了五、六年级下学期的课本，向数学老师借来了小学数学毕业复习资料。每天晚上，准时点亮土法制作的煤油灯，做完当天老师布置的作业后，就雷打不动地开始我的“数学缺漏知识”的自学工程。新的力量的驱使，有时，父亲一觉醒来，我的土制煤油灯还亮着。  




第二十章、把握住了命运

不过，有一次，居然趴在桌上睡着了。
本来，开始时我是信心满满的，劲头足足的。可是，一段时间后，众多的缺漏，问题的难度，连日的劳累，又没人督促，我对学习渐渐竟有些懈怠了，打退堂鼓了。心想：缺漏的知识这么多，我每天这样辛苦，是不是瞎子打灯笼——白费蜡？如果像我这样的人能考取，那不人人都考取了吗？
但是，当想起自己所经历的悲痛与屈辱，受冻的痛苦，挨饿的煎熬，和那一碗饭被撵，以及看见别人读书，而自己不能读书，对读书学习的那种渴望，对退出学校门时的那种难舍与祈盼，又觉得不能这样松弛下去。想到，我不能再过从前那种挨饿受冻的日子，绝不能把讨米要饭当成了自己的“后路”。不怕学不成，只怕心不诚，自己的事，自己不做谁来做？自己的命运还得自己来把握。我不能半途而废，荀子说得好：“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想到此，我好像看到了命运的希望之光，于是下定决心，决定背水一战。
对于数学知识的学习，自学与老师教，学习的过程和效果是不一样的。老师教，老师知识面广，高屋建瓴，经验丰富，能避开一些不必要的弯道，区分相近与相似，学生容易听懂；自学，往往要走许多弯路，有时还会误入歧途，始终都弄不明白，所以耗时多。但一旦想明白，却比老师讲的印象还要深刻。
对于有些一时难以理解的问题，觉得头昏脑涨的时候，我采用了前人成功的学习方法，用凉水洗洗头，擦擦脸后再去想，的确，这个办法很管用。
对于实在弄不明白的地方，第二天就瞅着老师有空，并且，趁老师心情十分好的时候，去请教。
这一学期，郭河小学的社会活动少了许多，基本是没有排戏、演戏和四乡宣传的活动了，这对我的备考工作来说，是十分有利的。
一个星期天，我揣好欧阳主任给我开好的证明，回到沔城。去找贺杰打听关于报考师范的一些情况，贺杰说，他和余蔚梓已经报名了，报名处就在九贺门城门口的肖家。说完，贺杰和我一同到余蔚梓家，约上余蔚梓，三人一道去报名处。在我报名时，报名处的老师还告诉我们，考试的时间是12月15日，地点是伊斯兰小学。
贺杰和余蔚梓，是我小时十分要好的朋友。他们都是沔城十一完小上届的毕业生，是标准的招考对象。我和他们交换了一些考前的复习情况，并请教了两个问题后，就十分心急地赶回郭家河了。
距考试的时间越来越近，我的备考复习就更加紧了，土制煤油灯亮的时间就更长了。白天的一切空余时间，脑子想的都是些数学问题，甚至连走路，也都在比比划划。
12月14日，我回沔城要准备明天的考试了。我的打算是：先找贺杰、余蔚梓，和他们一道去熟悉考场。然后，再同他们一道复习，“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嘛。还有两个不十分明白的问题，顺便请教他们。
母亲知道我报考师范了，非常高兴。鼓励我说，要好好把握这个难得机会，我们的苦日子终于到头了。还给我做了些好吃的，说要给我补补身子。
依斯兰小学是一所回民自己办的私立学校，规模要比十一完小小得多，地址就在红花堤，校舍是借用当时回民清真寺的房子。这天，来依斯兰小学来熟悉考场的人很多，学校的前、后都是人，听他们的口音，好多并不是本地人。
第二天是考试的日期，是个阴天，没有太阳，风吹在身上凉飕飕的。我心情十分平静地走进了考场，按照准考证上的座号，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对于考试，我并不陌生，但在一个生疏的环境和这么多的人一同考试，还是我生平的第一次。
考试开始了。先是作文，题目不偏不怪，非常贴近当时小学生的知识水平和认识水平，我轻松地就完成了。对于数学科的考试，我心里非常清楚，多年的亏欠，短时是难以补齐的，一时的强记，是不敌逐日积累的。数学试卷发下来后，我心里并不害怕，也不紧张。对于试卷上的题，会做的，我仔细地去做，对能争取做对的题，努力去争取，决不轻易放走考试的时间的一分一秒。
考试完毕，走出考场的考生们，三五成群地在对数学题的得数。有的喜笑颜开，有的愁眉苦脸。我在一旁听着，我没有他们那样的欢欣与忧愁，我心十分坦然，无论能否考取，我尽力了，我不后悔。
到月底公榜时，我去看榜，全县一共录取了150人，榜上居然找到了我的名字，我被录取了！贺杰和余蔚梓，也都录取了。
1951年，我已年满15周岁。我生命的15年，苦与甜，泾渭分明。在这15年的岁月里，5475个日日夜夜，人世间的生离与死别，悲伤与无奈，饥饿与寒冷，屈辱与庆幸都曾毫无保留地一一降落到我身上。感谢我的生母，给了我一个有顽强生命力的身体；感谢我的后母，千辛万苦地为我搏得了生存的空间，我才在这众多的苦难面前保住了性命，才挣脱了苦与难套在我脖子是枷锁，感谢我敬爱的老师和我亲爱的同学，是他们给予了许多无私的帮助，才终于让我奔上了这人生的康庄大道。
1951年，我家还有一桩喜事，沔城城关镇的民主改革，我家还分得了房子，从此，结束了我家没房的历史。这一年，我家真是双喜临门呐！
1952年的2月2日，我就要踏进我理想的学校，我将秉承我后母的做人准则，开始我人生的新的里程，努力为实现我生母的遗愿而奋斗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