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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16日,心平公益基金会发起召开第一届中国乡村图书馆建设及阅读推广研讨会,全国各地近百家NGO的120多名志愿者聚会武汉,共同分享经验,交流心得。
这是一群热心公益的人,他们服务的人,是偏远乡村、贫困山区的孩子和成人,以及都市里的流动人群,和民工子弟的孩子们。
会上几乎没请媒体。所以抽出一点时间,记录一下会议的见闻,以使它不至于淹没。
经验与方法
健华社是美国华人捐助成立的基金会,基金会不大,但坚持的时间很长。自1989年开始已经20余年,在全国各地设立了127家乡村图书馆。基金会不设管理费,所有志愿者都是自愿无偿,这也注定不能经常出差巡视。如何保证基金所用正当?中国区总代表夏勇利用自己的民主党派身份,请各地民主党派代为监督。“不能找共产党,一是他们工作忙,二是官员换得快,无法将监督真正落实;民主党派会真正当成件事做,他们有级别在,基层也会重视。”
广东在人们心目中是繁华富庶之地,但两极分化也比较严重。温丽明毕业后,怀着对教师职业的憧憬来到梅州山区,真正去了才发现,与原来想象的大不相同。月收入1000多元,许多老师都感到自卑。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受立人乡村图书馆启发,决定在本校建一座图书室。校长说,只要不花学校的钱,你们就去做吧。她们从学校老图书馆搬来800册旧书,取名“一盏灯”图书室。可是书太旧,学生不愿看。她与立人李英强联系,很快得到心平基金会捐助的1400余册新书。老师与学生自愿管理,聚起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
芥菜种小组是6位在校大学生从生活费中抽钱在汶川建的一个图书室。张侠说,她们愿意做最基层的事,不管多么边远的山村,愿意一点一点地做起来;不追求面积规模,只求做一间有一间的效果。
汶川地震后,卿有钱觉得需要做的太多,而自己能做的太少,最后选择了“快乐阅读咨询”。“快乐阅读咨询”定位于图书馆终端服务,不参与图书场景与采购,而是向读者提供阅读指导,并附以音乐、读书活动、心理陪伴、讲座、家访等。他们非常看重人的感受,对志愿者选择非常严格:去灾区旅游的人不要;是帮忙不是添乱;心态要平和,不能接受采访。他的经验是,选好了合作伙伴,后期工作就会比较顺。
担当者行动官文宾说,在大学里经常讨论,对社会有许多抱怨,但反观自身,自己到底做了什么?于是他们提出一个口号:反求诸己,于2004年成立担当者行动。最开始做的是乡村基础教育调研和传统助学,随着国家对学生的两免一补,上不起学的人少了。后来他们又做乡村图书馆,但志愿者难找,还要发工资,而且图书馆开放也有问题。最后,他们定位于“班班有个图书角”,这种方式管理成本低,而且比较有效,孩子下课就可以看。目前,他们已经在77个班级建立了图书角。
中国滋根乡村成立于1995年,它的姐妹,有1988年美国注册的滋根基金会,1992后成立的台湾、香港滋根协会。它们扶助的对象,是贫困农村和进城务工群体。十多年来,滋根乡村在贵州、云南、四川等9个省中的200多个村寨,长期支持费用少、有实效的各种项目,包括提供贫困儿童助学金、校舍维修、学校图书以及乡土文化进课堂。他们还从台湾引进“爱的书库”,倡导老师引导的班级集体阅读,强调资源的共享与流通。
立人乡村图书馆是2007年李英强联合几位青年同仁发起的,他们的口号是,到你的家乡去做一个乡村图书馆。他们是理念先行,立意高远,这不是文化下乡或扶贫项目,而是一个乡村教育项目。为此,立人选点的要求也比较高,3年一共才建了5个分馆,都是独立运作。除了提供图书,他们更看重阅读指导与开展各种活动。他们认为,一个好的图书馆,相当于一所大学。立人的目标,是以乡村的学习中心(教育基地)、文化中心(精神家园)与交流中心(公共平台),拓宽本地文化视野,更新本地精神生活。
真爱梦想基金会是由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的管理人员发起的公益组织,定位于为乡村学校建立多媒体教室(梦想中心)。2009年已经设立100家,今年准备做到180家。梦想中心由教室改造,基金会提供标准化模板,学校自己装修。梦想中心的所有配备也是标准化的:面积约70-100平方米,图书3000册,8人一台电脑,55英寸电视,DVD一套,数码相机、MP3若干。为监督学校高效利用,他们在每间梦想中心装了一个网络摄像头。除了基础设备,他们还请各界精英设计了“梦想30课程”,在学校中推广互动式素质教育,要求学校每周一课。他们希望改善中国教育的公平状况,帮助偏远乡村的孩子探索更广阔的世界和更多的人生可能性。
新教育研究院院长卢志文讲了许多新教育的理念,比如: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其精神发育史。阅读不能改变人的长度,但可以改变人的深度;阅读不能改变人的物相,但可以改变人的气象。教育就是唤醒,每一个生命都是一粒神奇的种子。新教育运动就是要激扬理想,让师生过一种完整而幸福的教育生活。他说,新教育运动兴起时,开始城市获取信息更为便利和敏感,最早联系新教育,但他们的热情往往不能持久,爱跟新口号。后来越来越多的农村学校知道了新教育,他们更为朴实,要么不做,一旦做了,也能够坚持下来。新教育的政策是,谁做得好,他们支持的力度越大。
奕阳增教育张守礼将乡村阅读分为三个阶段,目前已经从原来的书本扶贫过渡到阅读推广,不只是看书识字,还有方法与内容。未来的趋势,必将是文化立人,参与乡村公共生活的重建,激活当地文化网络,重建公民社会。
分享与合作
会上,大家分享了许多很好的经验,比如——
当地人参与
许多人认为,建立乡村图书馆,首先要建立与当地的关系,如果乡镇不接纳,就很难融入。除了基础设施与管理者需要当地配合,还要避免以外来文化面目出现,否则容易引起当地政府的不信任,觉得不是骗吃骗喝,就是别有用心。许多组织也表示,如果没有当地人参与,事情宁愿不做。
网络平台
多背一公斤是以公益旅行为切入点,号召人们在旅游的时候多背一公斤图书,送给乡村与山区的孩子们。他们用网络发动大家,降低了公共参与的成本。志愿者还会在网上发布各学校需要资助的信息,社会各界可以据此捐助。但也有人提出,她曾经打电话要捐助,对方说已经收到很多这样的捐助,不再需要了。也就是说,需求满足之后的信息更新仍存在一些问题。
老年人资源
武汉滋根胡昌民说,我国有一大批离退休人员,没事情干,很失落,完全可以在公益中发挥余热。而且老人有人脉资源,容易打通当地机关,取得信任。他本人就是将退休的时候,弟弟将公益情结传染给他,现在觉得越做越有趣。
信息平台
哈哈姐开创的一公斤捐书网,是一个具有公益捐书、图书室借阅管理、阅读引导、反馈分享等功能的网络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受捐学校和学生可以自主参与管理,便捷借阅览到图书;捐赠者捐书只需举手之劳;NGO能通过网络跟踪所建图书室的使用情况。这套软件提供NGO免费下载使用。他们的费用将从何来?哈哈姐说,一是个性化服务,二是向政府使用者收费。
公益中盘
众多的乡村图书馆的建立,必须涉及到图书的大量采购。采购的特点是品种多(涉及上千品种),副本量小(通常只有1-2本),多批次,多样化,存在着低成本和高品质的矛盾,而且储存、物流困难。为此,他们准备成立一个公益中盘,搭建一个图书采购、配送、物流平台,由天下溪具体运作。在收费问题上,有人建议,可以收费,可以打折,有的可以免单,但价格要明示,并确保比正常商业采购更低成本更高品质。
图书分享
皮卡书屋是群海龟妈妈建的书屋,它以美国社区图书馆为蓝本,为0-15岁小读者们提供丰富多彩的中英文图书。可能由于定位较高,书屋利用率较低,馆长程欣到会上招商,问有没有周围的图书馆需要,她们愿意轮流分批提供给大家。四面埋伏的图书室一起响亮回答:“有!”
学习借鉴
交流产生新想法,立人就从中受益不少。立人设点要求比较严格,3年只做了5家分馆,与北京的NGO交流后,他们受天下溪启发,建立起村小图书站,一下就开了10个图书站。后来,又受滋根“爱的书库”启发,开发了立人高中版爱的书库。
互通有无
乐助会会长李锦文说,中国的NGO很多,很分散,现在是广东的基金会到湖南做公益,湖南的基金会到四川做公益,实际上浪费许多资源。他建议大家优化配置,“我们在西部有一些项目你们能不能代管,你们在广州的项目我也可以帮你们管。”还有人建议每个机构把自己专注或擅长的事情列出来,大家互相联络。
真爱梦想发起人吴冲说,规模化产生专业化需求。他们擅长筹款、网络发展和产品设计,愿意将图书采购、书刊募集、教练培训、图书管理系统、夏令营等活动进行服务外包,与专业的公益组织合作开展。
会上还发现一个矛盾的现象,一面许多NGO组织缺钱缺人,一面又有一些基金会认为不缺钱,只缺好项目。NGO的管理费,通常是捐助资金的5%~15%不等,但由于公益组织绝大多数很小,实际上管理费也是很少的。还有的根本没有管理费,比如湖北麦田、健华社,大家都是自愿无偿。同时真爱梦想、乐助会等基金会表示,并不缺钱,只缺好项目。西部阳光更是几次发言,有缺钱缺志愿者的组织都可以向他们申请资助。
薛野说,与梁漱冥、宴阳初等乡村教育前辈相比,我们有可能超越我们的前辈,因为我们有更多的社会资源(企业家与基金会的参与),更多的方案(NGO组织很多,方式多样),更好的工具(互联网大大降低了交流的成本)
困难与问题
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公益。陶安秭的家庭就是如此。为此,她已经换了三个笔名,并对家人说自己在大学教学,一周8节课,实现上一周只有2节课。她在做城市民工子弟的流动图书馆。
也有人提到,NGO志愿者救助别人,他们的困惑谁来分解?实际上他们也需要心理手册,进行情绪疏导。有的志愿者做公益不但自己深陷其中,甚至把家庭也几乎捐助到破产。
方洁大二就开始做志愿者,毕业后工作了半年,觉得没有意义,于是辞职全职做起了公益。她所在的华夏志愿者服务社定位于向京郊民工子弟学校开展文艺演出,也发现受助的学校也是贫富不均,有的学校有许多志愿者,而较边远的学校无人去。还有的志愿者不小心,伤害了孩子们的感情,有的学校甚至不愿再接纳志愿者。
还有一个很突出的问题,由于国内民间组织注册比较难,90%以上的NGO都没有注册。这样有时资金往来很不方便,他们的信誉,全靠财务公开与个人信誉。还有的NGO注册为文化公司,作为企业而存在。但企业必须纳税,而NGO是公益,并没有具体经营,有的NGO就把账做得基本持平,以减少纳税。对此,许多当地政府也能理解,并默认这种做法。
组织化也是一个问题。支教联盟是2006年浙江一位志愿者发起的,每年派出100名志愿者到贫困山区支教。发起人为此辞去了自己的工作,做得很辛苦,但也遇到不少问题。支教志愿者一去一年,自己承担往返路费,当地负责食宿。湖北志愿者徐水华2008年去香格里拉藏区支教,由于是山区,村与村之间相距很远,至少相隔5个小时的路程,为了安全,各村都自建一所小学。学生很少,师资更缺,通常小学毕业教小学,中学毕业教中学,许多人也不愿做。徐水华所教的小学二年级只有4个学生。平时最怕停电,停电手机也没信号。山村的生活是单纯而悠闲的,学生经常来他的宿舍里玩,带他去他们家里吃饭,周末还可以与附近的志愿者一起去爬山。一年后回到城市,觉得很不适应,曾经的快乐与忧伤没有人可以分享。有的志愿者就留在了当地,开个小饭店或旅馆。支教联盟是通过网联聚集起来的,缺少组织与管理。志愿者没有培训,有时一个学期才掌握教学规律。支教没有任何经济补助,对于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也是一个挑战。许多人中途退却了,能坚持下来的约有一半左右。徐水华来到会上,很希望有人愿意在他支教的地方设一个图书室。
此外,图书室的管理,图书的有效使用也是大家反映较多的,有的借阅率不高,还有的市民、学生把书拿回了家。还有学校的积极性与信息反馈的及时性,人员专业技能的缺乏,尤其是阅读老师的培训,也是普遍关心的问题。
正如心平基金会伍松所说,中国的公益事业与基金会都是才开始成长的孩子,所有特点与问题都是才开始成长孩子的特点与问题,有待一起成长。
后 记
论坛上,跟一群做公益的人在一起,他们关心的是别人需要什么,怎样更好地服务他们。在这里,心里也是温柔而清亮的。
会议间隙,与武汉一位企业副总聊天,觉得有时生活是否失去了其应有的本意,我们常常忙于工作,下班与周末也没时间陪孩子散步,甚至觉得孩子耽误了自己的工作。而实际上,我们做的许多工作真的都有意义吗,对自己、对社会真的都是必要而有意义的吗?但它形成了一套体系,你必须在这个体系里运转。他说,人们都在社会的大潮中挟裹前行,他们公司的员工基本不能自己带孩子,周六也要上班,孩子只能送给父母。
最后半天,组委会安排去武汉最远的一个区的中学参观“爱的书库”。学校为了迎接,排练了3个星期的节目。孩子们化了妆,站在舞台上强作笑脸,看得大家很不忍心。关于阅读书香的节目,成了一场生硬的表演。去各班听课,也是排练好的。这种表演在成人的世界里并不鲜见,投射到孩子的世界却让人不寒而栗。回到车上,有人猛烈抨击。这本是教育的问题,但让热心联系参观的老师、资助图书的团体,也有点受到牵连。
看来,不只是捐赠图书,还需要阅读指导;不只是阅读指导,还需要……
(鲍 红)http://blog.sina.com.cn/我是SBlog_5941d93d0100hhjp.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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