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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小学时，我的成绩一直很好。因为当时我感到处处受人歧视，我决心在学习上努点力，找到自信，所以平时在班上常常能混到第一名。说实话，那时候我没有覚得有什么可高兴的，家里的大人也从来不过问我的学习情况，不管学习成绩如何，沒有奖励，没有批评。他们关心的只是有没有钱买米过日子。
有一次我病了，高烧40°C，还要坚持去上学。我娘没有办法，只好用衣服包着我的头送我去参加考试。因为拉下了课，又没有复习，只考了75分，那是我记忆中考得最糟的一次。那次不知是什么病，头剧烈的疼，吃了好几天中药都没好，娘怪我是病的时候看了书。最后是祖毌拿出了三块钱，叫我到镇医院看医生，打了几天青霉素和链霉素才好。到了小学毕业时，老师把同学们的各科分考试数貼到墙上，我的成绩加起来全班第一多，那时不兴说总分第一。
参加小升初的考试后，一直到快开学时，我都没有等到通知，我知道自己升学没戏了。问了好几个同学我才搞清楚，60年小升初并不以成绩为标准，而是看家庭成分。城镇小商成份以上，农村上中农以上的学生全部不录取。凡是家庭成份好的学生不计成绩，全部都升初中了，家庭出身的问题给了我一次沉重的打击，我感到很灰心，郁闷极了。我也不好怪家里，在这个家里脱生，是阎王爷派来的，任何人无法改变。我覚得无论我怎么努力，都不会有什么希望了，前途一片黑暗。
读不成书，家里人谁也没有说我什么。但我年纪还小，个子又不高，做不了什么事情，在家闲玩了几个月。有一天居委会来人，叫我们一班在家闲玩的小孩子们去开会，说要我们上班做事。什么事呢？有几样可以选择。一是去草包厂打草包，但是只要女的，我不够条件；二是到黄水湖渔场养鱼，年龄要15岁以上，我又不够年龄。但我二姐够，她就去养鱼去了；三是到草包厂去打芦席，四是到鞋厂去纳鞋底。在这二者中我选择了去打芦席。于是我13岁的时候就去上班了，和我一起去的还有上十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同伴，他们大都是家庭成份有些问题的，我和他们在一起，也就彼此彼此。不过这些人中，后来有的成了干部经理厂长，有的成了企业家富翁，当然这又是多少年的后话了。
到了草包厂，厂长是女的，姓陈。她给我们简单讲了一会话，就让会计给我们每人发一捆芦苇，还有一些很简单的工具。一把半边是平的斧头、芦苇刀、勒子(一种剖开芦苇的工具)，虽然简单，以后还是要扣钱的。厂工又让一个年纪大一点的师傅教我们如何编芦苇，不到一天时间，我们都学会了。
芦蓆一条计工钱2角钱，規格是3尺×4尺，称为“六八卡”， 长寛増加5寸的称为“六九卡”。开始一天只能编一条。后来我们熟练后，逐渐能提高速度，每天可以编4条芦蓆了，一天能赚8角钱。速度最快的可以编5条芦蓆，1块钱；但是要起早摸黑。草包厂隔得又远，我早出晚归，也从来没有达到过每天5条的水平。
我把赚来的工钱，留下每天两角饭钱外，都交给了娘，给家里了。我们在草包厂的食堂吃饭，每天二餐菜粥，用瓦钵装，每人一个。开饭时用饭票，二两一钵，粥是咸的，没有菜。我们那时候吃一钵不够，经常要去添。炊事员常常提醒我们，不要吃多了，提前把饭票用完，月底几天就要挨饿了。
在草包厂打了一年多芦席后，厂里又安排我们一帮孩子去搓稻草绳，用来编草包。按规定的长度捆好了算一束，一束也是两角钱。搓草绳用的是理齐了的稻草，很硬，一天搓下来，手都要磨破皮，手掌火辣辣的疼，几角钱真是不好赚。不过，搓草绳可以把草拿到家里来搓，搓了一定数量去交貨，不用每天到草包厂去，就象現在某些髙级干部一样，可以在家里上“坐班”。
在草包厂的一些事情由于时间太久，想想也是近50年的事。但有一些事现在仍然记得。第一件就是值班守夜。草包里虽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与原材料，但仍然有一些小偷夜晚光顾，主要偷露天存放的芦苇，一捆一捆的偷，有时候拉把芦苇窖垃垮一大片。厂里无计可施，只有安排人值夜班。但是打草包机的都是十七八岁的女孩，不合适，厂长于是只能安排我们这些小男孩子值班。只算是有人照看。有一次轮到我的班，我睡在低矮的草棚子里（当时厂房也就是草棚子），不敢熄灯，心里挺害怕。老是疑心外面就有一个小偷来了，那天领我值班的就是那位姓陈的女厂长，厂长看出了我的紧张，就让我到她被子里去睡。我不好意思过去，厂长笑着说，真是人小鬼大。
第二件事就是赌饭票。草包厂门前外就是通顺河，冬天水浅。有一次我们一帮小孩子帮厂子从船上起坡芦苇，背一个两分钱。芦苇背完之后，我们坐在堤边休息，突然有人提议说，如果哪个敢游到对岸再回来，一个来回他就输二两饭票。当时二两饭票可以买一钵子菜粥，很有诱惑力。一个姓周小伙伴应声而出，一下子就脱得精光，倏地跳进了冰冷的河水里。他咬牙游到了对岸，然后又游了回来。起来时嘴唇都冻乌了，牙齿直打颤，渾身发抖。可是贏到了二两饭票。还是一个很大的收获，他还蛮高兴的。现在想起来都后怕，那时候都是十二三岁的孩子，冬天里游泳，万一出了事该怎么办？
第三个记忆是偷砍桃树。打芦苇前要先把芦苇锤好，锤得展开成为蔑片。因此锤芦苇的斧头把就特别容磨断。听人说桃木做成的斧头把特别结实不易断，可是我们到哪里去找桃树呢？后来有人说附近有家农户种有桃树，我们商量后就去偷砍。结果你砍完后我再砍，砍得次数多了，把人家的桃树砍得光秃秃的。农户找到厂子里来，我们把偷来的桃树藏在芦苇堆里，死也不认帐。
还有一件事就是春节分物资。61年快过春节了，草包厂的李会计告诉我们上面分来了一些日用品，有肥皂牙膏等。但是不太好分，于是就抓阄决定。有人抓了半块肥皂，也有人抓了空阄。我记得自己抓了一支长江牙膏，非常高兴的拿回家了。
过春节了，厂子里贴春联，春联是李会计自编的，李会计原来是县里什么机关的干部，划了右派，但是问题不严重，不戴右派分子帽子，叫“划而不戴”， 放到草包厂当会计。李会计以草包厂三字作嵌字联。我记得上联是：草拟规划全面跃进；下联是：包罗万象气象更新；横批是：厂即我家。编的倒是蛮不错，可惜都是假话。
第五件记得的是一个老头。我们在草包厂搓草绳的车间其实是原来厂里的猪圈。当时人都没吃的，哪有喂猪的呢？于是把空猪圈整理了一下，屋面盖上新草，就变成了车间。两个人一间，我的同伴是一个老头。平时常常一边搓绳一边聊天，大多时候都是他说我听。记得他有五十大几岁吧，我一直不知道他的名字。他的阅历很丰富，据说当年参加过国军，参加过抗战，打个鬼子；也和共产党打过仗，现在是监督管制对象。他没什么亲人，孤身一人，吃住都在厂里，以编草绳为生。他常讲他打日本矮子是如何的英勇，如何的冲锋在前。在他的嘴里，他称呼自己的上级一口一个“长官”，他和他的“弟兄们”如何如何，全是些“过五关斩六将”的事。我怀疑他讲的有水分，有些是吹牛，要不然，怎么現在落到搓绳子地步了呢？有一次他讲得兴起时，嘴里还哼起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发凭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我最早听到满江红就是从他的口中。他有一些话也是不合当时时宜的，如果上纲上线，则有可能是“放毒”；但是我，我们一帮几个十二三岁的小孩，谁也没那么高觉悟去检举他。可是后来还是不知是出了什么事，他还是被送去劳改了。不知道他后来是否渡过了那最困难的岁月。以后我一直没有再见到他，也没有听到他的任何消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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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11-5-23 19: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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