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散文:陈友谅的不义与大义 作者:田德邦
居住在仙桃,沔城可谓近在咫尺,却是很少到访。沔城历史虽然悠久,但在1941年,国民党128师一把火烧光之后,真正的历史遗迹已经不复存在。 沔城有一处道教建筑,过去叫元妙观,是陈友谅故居,后因避朱元璋之讳改名玄妙观。玄妙观在王劲哉焦土抗战中未能幸免于难,1984年,当地人在烧光了的废墟上依照记忆和传说进行了重建。所以,关于陈友谅,在沔城这座原本可以成为江汉历史文化名城的集镇,实际上只剩下了他的故事。
历史给人尤其是给沔阳人留下种种遗憾。在推翻元朝统治的过程中,各地的起义军可谓是群雄逐鹿。论实力,韩林儿、张士诚,均不能与之相比。即使是朱元璋,本来也无力与陈友谅抗衡,却在鄱阳湖鬼使神差般地以20万兵力战胜60万精锐水师,成为又一以少胜多的范例。 历史如果能回放,鄱阳湖你死我活的场面一定让人倍感惊心动魄! 硝烟弥漫的湖面上,陈友谅的猛将张定边直接进攻朱元璋所在战船的那一刻,朱元璋的战船已经被逼到了浅滩上,动弹不得。只要再僵持几分钟,也许张定边就会割下朱元璋的脑袋。然而,就在这一刻,朱元璋的大将常遇春不知道从哪里钻了出来,拈弓搭箭突然射伤了张定边,朱元璋才死里逃生。 而陈友谅却没有这么幸运,本来是两军相持,胜负还不一定,但他却从船舱中探头冒险指挥,一支流矢异常精准地穿过他的眼睛并伤及颅脑,要了他的命。 假如,朱元璋在连战三日,损兵折将,渐感不支的情况下,不是湖面突然刮起了东北风,让他借鉴三国火烧连营的经验得以成功;假如,那支也许是漫无目的却刚好在那一刻射出的箭,只是重伤了陈友谅,而不是要了他的命,即使鄱阳湖之战仍然惨败,陈友谅依然可以平定天下。 明朝史学家、京山人高岱曾说:“友谅之勇略,虽或未及项羽,而剽性狡悍,出没飘忽,大困而不馁,屡踬而复振。”他又举例说:“观其龙江败归,还袭安庆;九江之失,疾奔武昌。及徐达召还,不旋踵而有江州之入。是皆败衄之后,旬日之间,而能陷城摧敌……” 屡仆屡起,陈友谅有过太多这样的故事。 然而,鄱阳湖的这支流矢没有再给陈友谅跌倒爬起的机会。 历史不能假设,却无疑存在侥幸。所谓“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在清朝时,以张廷玉为总裁,万斯同、黄百家等人编撰的明史中,朱元璋得到了那么多的溢美之词,而陈友谅却成了寇。 元末的起义军中,各个首领都做好了当皇帝的准备。他们不仅有各自的国号,还有各自铸造的钱币。如徐寿辉铸有天启通宝、天定通宝,张士诚铸有天佑通宝,韩林儿铸有龙凤通宝,朱元璋铸有大中通宝,而陈友谅则铸有大义通宝。
可见,元末几支起义军的目标都是推翻元朝统治,不管谁成谁败,他们之间是不能互相称为“寇”的。正如清朝史学家谈迁所言:“国史于陈友谅、张士诚辈辄书寇,夫寇非所言也。彼未我臣,何寇焉。俱田间布衣,仗尺剑起事,虽仁暴悬殊,亦自有幸不幸焉。” 但“大义通宝”之名后来被一些人嘲笑。有人说,陈友谅杀自己的恩人倪文俊,后又杀掉自己的主子徐寿辉是为不义,诛杀部将赵普胜,是为不仁。如清朝文学家丁耀亢就说:“按友谅功业,已成犄角,几鼎峙矣。至其谋弑寿辉,是篡贼也。贼安能成大业乎?”今人在谈及此事时,也有的说:“陈友谅不仁不义,怎么好意思给钱币取名‘大义通宝’?” 是不是大义,还得由历史本来的事实说话。 朱元璋做了皇帝之后,自然不会给陈友谅更多好的评价。但正视已经写成的历史,却不乏许多悬疑。 陈友谅杀倪文俊是在其已经萌生反叛之心并且行动败露的情况下为之,从私交上讲,陈友谅当初靠了倪文俊成长起来,诛杀之,无疑是恩将仇报。但从大局上看,杀倪文俊也不是不可以,因为这就是在为主子徐寿辉清除障碍。如果不杀,陈友谅又如何面对主子徐寿辉?这实际上是一个二选一的选择题。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陈友谅究竟是忘恩负义还是大义灭亲?应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现在,我们已经无法知道陈友谅在当初杀倪文俊的事情上,是否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以及艰难抉择的过程了。 接下来杀徐寿辉似乎更让人看到了陈友谅的野心。从史料上看,陈友谅的许多观点跟徐寿辉不一致,不仅如此,陈友谅根本就看不起徐寿辉的能力,因此,取而代之也是迟早的事情。 至于杀赵普胜,完全是朱元璋施展的阴谋诡计造成的。朱元璋用离间计成功地离间了陈友谅,陷他于不仁之中。 如果陈友谅不是死于流矢,而是后来成了皇帝,那么,这些事情在史籍中也许是另一种写法。或者,这些都只是小节问题。 纵观中国几千年历史,靠不正当手段获取皇位的大有人在。唐太宗在后人眼里是一个明君,可是,靠“玄武门之变”来夺取皇位,其手段又是多么残忍,场面又是多么血腥?他亲手射死的可是自己的亲弟兄李建成啊!瑕不掩瑜,坐上皇位后的李世民,励精图治,建功立业,使这段上位的历史成为一个小节。 其实,陈友谅在这类可以成为小节的问题上,虽然遭来非议,但他的大义是有实实在在体现的。 从整个抗元力量上看,陈友谅有着最强劲的势头。元末明初的政治家、文学家刘基这样评点陈友谅:“友谅包饶、信,跨荆、襄,几天下半。” 清朝历史学家谷应泰也概述过当时抗元力量的状况:“慨自元人失驭,群雄蜂发,逐鹿之夫,所在都有。”在历数各路起义军力量之后,又说道:“独陈友谅以骁鸷之姿,奄有江、楚,控扼上流,地险而兵强,才剽而势盛。” 在推翻元朝统治的过程中,陈友谅一直冲锋在前。他的意志是坚定的,态度也是坚决的。不论元朝给他什么诱惑,他都一概拒绝。 陈友谅所言的大义十分明显,那就是推翻腐朽的元朝统治,建立新的大汉政权。 反观朱元璋在抗元时,行为却是飘忽不定。元朝丞相脱脱在高邮与张士诚大战时,张士诚节节败退,眼看六合处于包围之中,朱元璋担心六合被攻破后,危及自己所在的滁州,即与耿再成进驻瓦梁堡,解了六合之危。所以,这次朱元璋的出击并不是要帮张士诚击败元军,而是考虑到自己的地盘将受到袭扰。但朱元璋害怕元军再次袭扰,随后将缴获的马匹又送还给元军,并且派人带着牛和酒去酬谢元将说:“我们守护城是为了防备其他的盗贼,你们为何放去大盗而杀戮良民?”意思是我们的目标不是你们元军,是其他人。这分明是向元军示好,元军于是解围而去,滁州得以完好无损。 从这段历史看,写史的人想以此说明朱元璋有谋略,可是,我看到的分明是朱元璋在大敌当前时,讨好敌方,委曲求全的卑劣和丑态。 不仅如此,当陈友谅的部将张定边攻陷安庆的时候,朱元璋却派使者到元朝平章察罕帖木儿那里,与元军通好。所以,在察罕刚好进攻安庆未能攻下时,朱元璋亲率水军出征陈友谅,拿下了安庆。 朱元璋是个很有心机的人,但这种心机都用在了消耗其他起义军的身上。在消灭元朝军队的过程中,朱元璋善于坐收渔利,成了最大的受益者和最后的赢家。朱元璋曾对左右的人说:“士诚依仗富有,友谅依仗兵强,朕独无所依仗,只有不爱好杀人,布施信义,实行节俭,和你们同心共济。”可是,他坐上皇位不久,却暴露出比谁都残忍的本性。明史几百卷,虽然不无美化朱元璋之处,但也不掩盖他滥杀无辜的历史事实。 最明显的是胡惟庸案和蓝玉案,仅原来的功臣蓝玉一案,受牵连而被滥杀的人数达到2万多人,令人咋舌。他的出生地安徽凤阳,老百姓不仅没有一点自豪感,反而是极其愤懑与幽怨。“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一首民谣就是最好的例证。 看历史有不同的角度。王朝的历史,都是以皇位之争为中心。即使乱世之中的各路英雄,也无不是在进行一场场激烈的纷争和豪赌。但客观上,他们各自所起的作用是不容抹杀的。 对其他起义军浴血奋战赢得的局面,我们需要从历史的角度予以正视和肯定,而不能仅以成王败寇一概而论,这是起义军的大义,也是后来人看历史应有的大义!
陈友谅是否具有大义?现代历史学家吴晗给出过中肯的评价:“陈友谅虽然失败了,但他毕竟是反对蒙汉地主阶级统治的英雄人物,在历史上起过作用,当时人民对他是同情的,怀念的,他的坟墓到今天还在新建的长江大桥下被保存着,供来往游人悼念。” 是啊,如今武汉长江大桥蛇山引桥的南侧,还保存有汉王陈友谅墓,政府对其进行了精心修葺,这是武汉市作为重要文物保护的封建帝王陵墓。
不仅如此,在仙桃,陈友谅家乡的人们也建有一个纪念馆。人们纪念他,是因为他在推翻封建王朝过程中所作的贡献不可磨灭。毫无疑问,在历史的长河中,陈友谅所展示出来的大义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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