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评：科举考试内容之争，实质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一江

高考考什么才科学？怎么样才能真正选拨出人才？从古至今总是争论不断。看看北宋时期以王安石和苏轼为代表的那场激烈争论，结合现在的高考，你认为什么样的考试更接近合理？

史评：科举考试内容之争，实质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田德邦

      闲来无事，翻阅清代吴秉权编著的《纲鉴易知录》，看到《南宋纪》中记载有如下文字：

       “元祐年间，科举兼以经义、诗赋两科取士，绍圣以来免试诗赋，至此，皇上命令参照元祐间科举条令，制定考试取士法。中书省请求让士子习诗赋，举人不用兼习经义，习经义者只须熟悉一部经书，解试和省试一并统计人数，分别录取，共同决定高低。殿试仍然对策三道试题。旧制：廷试前十名，内侍首先把试卷呈皇上决定名次高低。皇上说：‘取士应该务必公允，怎能凭己意升降呢！从今以后，不要先进呈试卷。’”

　　这段话，交代了诗赋经义考试士子法形成的过程。显然，高宗皇帝是首肯了的。而且，这个改革，顺延到南宋以后的历朝历代。

　　诗赋经义考试士子法，其核心内容，就是让士子习诗赋，举人不用兼习经义。习经义者只须熟悉一部经书，解试和省试一并统计人数，分别录取，共同决定高低。

　　这是自隋唐以来科举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北宋范仲淹在庆历新政中对诗赋取士进行了贬低、把诗赋降低到次级地位。王安石在熙宁变法时就以直接废除诗赋为内容进行了改革，虽然反对这种改革的大有其人，但很多人都是看好的。不得不说，这是王安石一系列失败的变法之中，一个颇有成效，受到了皇帝和大臣以及后世称赞的改革内容。

　　王安石关于科举制度的改革，有两个最主要的反对者，一个是苏轼，一个是司马光。

　　唐朝是我国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重视诗词歌赋对唐诗繁荣的贡献自不必说。到了大宋，人才也不逊色。唐宋八大家中，王安石、苏轼都赫然在目。而这两人的成就则不相同，王安石以政论散文著名，苏轼则以诗词歌赋著名。而两人各自的成就，都是各自主张的科举考试内容。

　　王安石等人主张以经义为先的“经义”指什么？苏轼等人主张的诗赋又指什么？

　　经义，它萌芽于汉唐，形成于北宋。《汉书·张禹传》中云：“ 宣之来也，禹见之於便坐，讲论经义。” 宋代以经书中文句为题，应试者作文阐明其义理，故称。所谓经义，简单说就是阐明义理。

　　诗赋，指诗和赋。清·顾炎武《<音学五书>序》中云：“下及唐代，以诗赋取士，其韵一以陆法言《切韵》为准。"讲究声韵对仗。

　　对于以诗赋取士，范仲淹认为诗赋这种文体本身就限制了才思，难以取到真才实学的人。所以，他在“庆历兴学”改革中规定“先策、次论、次诗赋”，而这一主张，受到了司马光等人的反对。

　　而王安石主张取士要重视思考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他说：“今以少壮时，当讲求天下正理，仍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关，世事皆所不习，此乃科法败坏人才，致不如古。”所以，王安石在罢黜诗赋的同时，颁布《三经新义》作为经文考试的标准，目的在于以经书施于世用。

　　《三经新义》把《易官义》《诗经》《书经》《周礼》《礼记》称为大经，《论语》《孟子》称为兼经，定为应考士子的必读书。规定进士考试为四场：一场考大经，二场考兼经，三场考论，最后一场考策。殿试仅考策，限千字以上。

　　王安石认为，人们追求诗赋的形式美，而往往忽视了对文章内容的关注。人才的选拔，应该以道德为选才的最终标准，要将读经、考试、做官结合在一起，以科举入仕为导向的读经，从而服务于现实社会。

　　北宋中期的改革，其实就是王安石追求士子思想统一的表现。这时期的诗文改革，造就了一种经世致用的现实主义文风。

　　对于主张诗赋取士的苏轼而言，他认为经义取士主要是缺乏规范，容易导致浮夸文风格。认为策论之类的散文，不求声韵对偶，缺乏一定规格的任意发挥，使考官无法衡量优劣，用“无规矩准绳”“汗漫难知”的策论经文考试选拔人才，虽能体现考生的经义造诣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但很难有严密精确的评定标准，主观因素过大，缺乏公正性。

　　苏轼觉得，诗赋自唐代以来用来选拔人才，已经形成了一套创作规则，虽不利于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发挥，但从考试上来说，却有利于考试评定的标准化。因此，考经义策论不如考诗词歌赋。

　　与苏轼持同样观点的人也认为：诗赋水平高低容易评判，而策论容易弄虚作假，因此看卷子难了；以学问论，经义、策、论，似乎较诗_赋为有用，以实际论，则诗赋与策、论、经义，同为无用。他们主张科举继续以诗赋为主。

　　司马光也对王安石的主张持有反对意见，但他并不是反对重视经义，而是反对王安石的《三经新义》。

       他说：“取士之道，当先德行，后文学；就文学言之，经术又当先于词采。神宗专用经义、论策取士，此乃复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 但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今天下学官讲解。至于律令，皆当官所须，使为士者果能知道义，自与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习为刻薄，非所以长育人材、敦厚风俗也。”

       司马光虽然在治国理念上与王安石不一致，但科举取士的标准上与王安石还是十分接近的。

       司马光也赞同经义取士，认为经义先于诗赋，是“百王不易之法”，而否定了王安石的《三经新义》，认为“ 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欲盖掩先儒，令天下学官讲解及科场程试，同已者取，异已者黜，使圣人坦明之言转陷於奇僻，先王中正之道流入於异端。若已论果是，先儒果非，何患学者不弃彼而从此，何必以利害诱胁如此其急也？”

       司马光认为王安石的《三经新义》是异端，强迫学生接受，是很不道德的。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借助官方力量公然推行个人学术。

　　纵观这段始于神宗时期终于南宋高宗时期的以经义还是诗赋取士的改革之争，我们不难发现，两种主张其实各有所长各有弊端。诗赋造就唐诗兴盛，经义策论造就宋政论散文蔚为壮观。

　　不得不说，从对执政人才的实际需求上看，王安石的主张没有毛病，但从当时的社会现实来看，太过于理想化。

       王安石的主张更着眼于人才的实际能力，但封建制度的弊端决定了这种改革是有着严重的局限性的，实际执行过程中，不可能实现初衷。

       王安石的这种认识局限，被苏轼看得一清二楚，所以，苏轼毫不留情地予以抨击。

       苏轼的主张其实有着致命缺陷，因为它并没有筛选出最为理想的人才，正如王安石所指出的那样，诗赋注重的是形式美，对文章内容的关注度不高。虽然这样，但苏轼的主张却是着眼于当时的现实情况。

       关于科举考试内容的纷争，其实就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设计制度，愿望归愿望，但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制定。光有理想不行，只注重解决眼前问题也不行。理想和现实之间，应该寻找契合度最高的方案。但这个方案的形成总是夹杂着很多人为因素，所以，寻找的过程总是难上加难的。

       即使在当代，这个问题表现得仍然很突出。实际上，宋以后的科举考试，并没有做到真正的选拔出需要的理想人才，而最后的副产品则是宋代经义文最终发展成了明清八股文的雏形，形成了一定的程式，在题型、结构等方面都已经具备了八股文的一些特征。

　　那么，按照一个有原则有规定的方式取士，就成为考试的不二之选。即使现在的高考，也只能像苏轼所说的这样进行。至于人才选择是否成功，只能说是一种追求大概率的事情，显然不会达到绝对准确。

       现在不是有人说学科内容这不合理那不合理，学生死记硬背，学到的知识与社会实际脱节等等？主张以平时考试成绩和高考成绩结合的方式，以学校推荐和高校自招结合的方式；以学科考试和学科以外的评定如品行考核等方式选拔人才……想一想，似乎都解决不了苏轼所言的公正性问题。

       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这个问题历朝历代都没能解决，现在依然难以解决。为什么？这一切都是由人性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