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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独大”的模式，对于迅速培育增长极，提高城市所在省份的知名度及存在感，有很大作用，然而它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
一提到成都、武汉、郑州、长沙、合肥等中西部省会，人们不免会把它们与“一城独大”联系起来，甚至认为正是因为这些“吸血”省会的存在，从而造成了省内其他城市发展的相对滞后。
同时，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凡是存在“一城独大”现象的省会，经济都比较落后。
这些观点看上去都有一定道理，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一城独大”只有弊没有利呢？
如何定义“一城独大”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厘清一个概念，怎么定义“一城独大”？
按照国内学者的普遍观点，“一城独大”可以通过“城市首位度”和省会城市GDP占全省GDP比重这两大指标进行衡量。
需要说明的，“城市首位度”是美国学者马克·杰斐逊于1939年提出的一个概念，原本指的一个国家（或区域） 首位城市与第二位城市的人口规模之比。
当这个概念引入到了中国后，为了便于研究区域经济，于是就将人口规模之比改成了GDP之比。这个主要反映的是，区域发展不均衡的问题。
至于，省会城市GDP占全省GDP比重，这个就比较好理解。主要反映的是，一个省对省会城市的经济依赖程度。
我们这里以最受人“诟病”的成都、武汉和郑州为例。
2016年，成都完成GDP为12170.23亿元，同年，四川省和省内第二大城市绵阳分别实现GDP为32680.5亿元、1830.42亿元。由此，2016年成都的首位度以及其GDP占全省比重分别为为6.65和37.24%。
2016年，武汉完成GDP为11912.61亿元，同年，湖北省和省内第二大城市宜昌分别完成GDP为32297.91亿元和3709.36亿元。由此武汉的首位度及其GDP占全省比重分别为3.21和36.88%。
最后再来看看郑州。
2016年，郑州完成GDP7994.16亿元。同年，河南省和省内第二大城市洛阳分别完成GDP为40160.01亿元和3782.86亿元。郑州的首位度及其GDP占全省比重分别为2.11和19.91%。
从上述数据，我们不难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四川和湖北，呈现出区域发展过于失衡的问题，尤其是四川更是如此。事实上，据区域经济研究学者孙不熟，2016年3月对全国27个省会城市首位度所做出的排行榜显示，成都的首位度位列榜首。
2、河南经济发展相对比较均衡。不过，由于过去几年，河南从传统农业大省向工业大省的转型过程中，作为其省会的郑州自然获得了大量资源倾斜的机会。比如，对当地GDP、就业等拉动明显的富士康工厂就设在郑州、中国首个国家级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也是落户于此。因此，很容易给外界感觉，郑州“一城独大”。
话虽如此，但随着河南资源持续向郑州聚集，再加上一大批政策红利的兑现，河南经济发展比较均衡的局面正在被打破。比如，过去十年，郑州占河南GDP的比重提高了约4个百分点，首位度也从1.50提高到了2.11。
3、四川和湖北对各自省会经济依赖度比较高，均超过三分之一。据孙不熟统计，在GDP超过一万亿的经济大省中，成都和武汉GDP占各自省的比重，仅次于长春和哈尔滨，排名全国前茅。
不仅如此，随着成都和武汉以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为重任，短时间内，不论是首位度还是占全省经济的比重，还会进一步提升。“一城独大”的现象还将会长期持续下去。
以武汉为例。据21经济网报道，为了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武汉正斥巨资打造长江新城。按计划，2017年到2021年，武汉要对标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广州珠江新城等，以世界一流标准，建设长江新城。
此外，2016年5月，成都合并简阳市，表面上是为了修天府国际机场，实则是通过解决成都城市发展空间不足的问题，进而为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提供强大的内生力。
与此类似的还有合肥。2011年8月，合肥将巢湖部分区域合并后，面积由6000多平方公里增加至1万多平方公里。当地媒体惊呼，未来合肥具有叫板南京的资格。
区划调整后的合肥，也不负众望。2012年至2016年，合肥占安徽GDP比重从23.77%提高到26.02%,并且在2016年GDP超过了西安。2017年年初，合肥又被获批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与北京、上海看齐。
其实，做大做强省会城市已不再是中西部省份的“专利”。我们发现，江苏、山东、浙江等沿海发达省份，近几年来，也不约而同的地喊出了要提高各自省会城市首位度的口号。
比如，2017年6月，山东第十一次党代会上，更是首次将“提高省会城市首位度”写入党代会报告中。
而杭州GDP近五年来占浙江省之比，从21.7%增加到了23.8%。其首位度也从1.17提升到了1.29。此外，从去年G20峰会到2022年亚运会，杭州，这座以休闲文化著称的城市，在浙江省上下积极的推动下，正大踏步向国际大都市的目标迈进。
按照，当地媒体的说法，浙江希望通过提高杭州首位度，使其在与江苏、上海的合作对话中，能够占据主动。
“一城独大”利弊分析
很多人一提到“一城独大”，总是一竿子否定。事实上，这个需要区别对待。
具体来说，就是在一个省份发展刚刚起步或者转型期的时候，由于各种资源有限，再加上每个城市的自然禀赋不一样，如果政策、资金像撒胡椒面那样，力求保持区域均衡的发展，这恐怕有违经济发展的规律，也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这个阶段只有采取“一城独大”的模式，迅速做大做强省会城市或者自然禀赋比较强的城市，才能通过它来辐射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
这个发展思路严格来说，有点类似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的开放路径。即先设立四大经济特区，随后再批准14个沿海开放城市，然后直到1990年代才逐渐开放内陆重要城市，最后才形成全国开发开放的格局。
这里举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
2012年—2016年，传统劳务外出大省河南出现了144.43万人的回流，这是一个可喜的景象。随着人口红利消失在即，人口本身正逐渐成为一种财富或者资源，未来决定区域竞争成败的因素，可能与人口多寡有关，即“得人口者得天下”。
研究者通过研究发现，过去五年时间里，郑州净增人口数量为69.3万，约占全省净增人口数量的48%。通过过去几年的“扶持”，郑州集聚和辐射带动效应已日趋明显。客观上，甚至改变了河南在大多数国人心目中的印象。今年5月，郑州被第一财经入选15大新一线城市就是最好的证明。
当然，另一个劳务外出大省四川，这几年也出现了大规模人口回流的现象。据统计，过去五年，四川净增人口数量为212万。其中，成都贡献了67万（不含简阳），占全省净增人口数量的31.6%，低于其GDP占比。
虽然，“一城独大”模式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对于大多数省份尤其是内陆省份具有很大的诱惑性，但是，如果在发展壮大省会城市的同时，忽略了省内其他城市发展，那么就会出现类似四川、湖北这样区域发展严重不均衡的问题。同时，我们还发现，在一定时期后，“一城独大”模式，还容易造成省会城市投资回报率过低，对全省经济拉动效应下滑的局面。
以成都为例，最近三年GDP增长率分别为，8.9%、7.9%、7.7%，而同期四川GDP增长率分别为9.5%、7.9%、7.7%。
再以武汉为例，同样取最近三年GDP增长率为样本：9.7%、8.8%、7.8%，同期湖北GDP增长率为9.7%、8.9、8.1%。
数字是最好的说明。
因此，像四川和湖北，这样省会城市首位度偏高的省份，适时打造副中心城市，培育多个省内增长极已迫在眉睫。
所以说一城独大”的模式，对于迅速培育增长极，提高城市所在省份的知名度及存在感，有很大作用，然而它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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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0-2 17:2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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